作者：Gary Whitmer, M.S.W.
翻译：蓝薇
治疗F太太中的突破
在一次中，F太太谈到她又一次身患膀胱感染。这从童年起就经常发生。性交会使这种感染加重，但她表示最近跟丈夫发生了几次性。如同往常一样，她不谈自己的感觉（疼痛？），也不反思自己的动机（她是自身痛苦的助因吗？），而是等待我去确切地表述她的感受。与此同时，她也做好准备指责我：“你又想来告诉我什么是真的。”我们已经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形了。任何不止是重复事实的回应都令人觉得像是在攻击她的主体性。任何解释都相当于我在告诉她——就像她母亲一样——我比她更明白一切，而她不能信任自己的头脑去明白什么。接着她就会“不在场”几天或几周。
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准备好的陷阱，并且显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我说我知道F太太需要我说些什么，但我只能说出我是怎么看待事情的：我认为她感觉到疼痛，而这种疼痛有一部分是她自己造成的。这一刻无疑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随后我开始意识到这就是问题的重点。我说：“我确实无法告诉你在这其中究竟谁对谁错，我能说的一切都是我所知道的。你得告诉我你所知道的。重要的也许是，有时人们就是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我问道：“我们只是对情境有不同的看法——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F太太安静地听着，渐渐地变得悲伤，接着哭泣起来。“在性交时，有百分之一的我真的觉得很疼”，她说，“但是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感到惊讶，因为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F太太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不同的对自己的看法，并挣扎着形成自己的认识。她正试图形成一些自己的观念，陈述她对自己的见解——“我觉得疼”或“我不觉得疼”。
正如Cavell (1998)指出：
当被认为有了命题思考(propositional thought)时，她就有了质的飞跃……为了达到这种飞跃，儿童必须与其他（有思考能力的）人进行交流。这就是普遍的看法：心理是在相互作用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p. 452]
我想在Cavell的陈述上加上一句：这种飞跃似乎依赖于某种交流。在F太太和我的这种互动中，她对自己的想法的觉察似乎是在认识到我们的观点并不相同时产生的。这使我想到，促进命题式思维发展的，是与他人的主体性进行的互动。虽然主体性限制了分析师确切地了解状况，但是也许正是他或她的主体性最终推动了病人认识能力的进步。这样一来，我把病人对关于自己的某件事的认识和形成任意精神内容所必备的能力做了区分。虽然内容（即某人所知道的特定事物）可能会为人的主观视角所歪曲，但是形成任意内容或者说心智化的能力，正是取决于这种与他人的独特想法进行的交流。这种不可或缺(irreducible)的主体性(Renik 1993)否定了我们所自信的了解他人的能力，但却可能是病人发展认识能力的关键。自我认识的能力似乎形成于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而这些交流对象表现得远非确定不移、正确无误、有所助益，相反，他们很可能明显没有把握、承认犯了错、自认不能有所助益。
其后，F太太开始理解到她自己在产生感受方面的作用，而不是被动地忍受本就残酷的现实中的那些事实。她通过反思，开始认清自己一再做出某些残忍行为的动机，并且能够解释为什么她要伤害自己，又是怎么样伤害的。例如她告诉我，在和一位同事发生了不愉快的口角后，她离开大楼时把身后的门关得太快以至于被金属门框压伤了脚踝。接着她朝着她停车的地方走了一段路，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无法站立。在和我讨论这些的时候，她能看出来自己在通过伤害自己的方法来消解先前同事的话给她带来的伤痛。通过制造一种持续不断的痛苦的背景，她把那些话语带来的伤痛正常化了。再也没有其他与痛苦相对照的感受，因此她也就不再渴望拥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在这种意义上，脚踝的疼痛是为了使那些话语带来的伤痛变得毫无意义。痛不痛都没有差别。痛苦渐渐成为了仅仅是“我是谁”的一部分，“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随着这种由同类部分组成的领域——一个一律只有痛苦的世界——被建立起来，她再也想象不出其他的感受了(Ogden 1986)。如Ogden所说，“意义是从差异中积累起来的”。
渐渐地，F太太开始独立于我去构建她自己的知识。一段时间之后，她因为对会谈中发生的某些事情悲愤交加，生气地扔掉了一把被泪水浸湿了的纸巾，然后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当她独处时，她马上问自己为什么要扔掉那些纸巾，这个涌上脑海的问题到底使她惊讶了，因为这显示了她的内在动机。让她更为吃惊的是她听见自己居然能够立即回答自己的问题：“我扔掉那些纸巾是因为我不应该找些什么来安慰自己”。于是她开始对自己的感受赋予含义，通过自我反思，她渐渐变得能够认识到痛苦和其他更加复杂的感受了。
结论
总的说来，我认为在于通过他人的回应认识自身的感受。通过他人认识自己提供了一种不知道的方式：当感受未被他人承认，它就变成了无法得知的。没有得到他人回应的感知仍是不可知的，因为它们无法在头脑中作为感受有而得到表征和组织，也不能通过尝试进行自我反思而得到思考。由此可知分离的起源位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那个时期的儿童通常依靠他人去表征自身的感受。这种形式的联结的持续存在(perpetuation)使得准确的感知对主体来说仍然是不可知的，而这并不需要动用到意识与的划分。它将导致一个结果，即主体在有意识的知道的同时又不知道令人难解的状态——这在历史上曾被描述为并存意识、双重意识、分裂等。
尽管分离只有在作为防御手段时才会变得极为明显，这种思维与联结的方式却是持久而普遍的。把分离看作主体性的损伤可以解释许多过去从未被认为有分离性质的微妙症状。这其中包括：没有能力形成自身感受的表征，依赖由他人提供的表征构建自我知识，坚持用直接的感觉经验作为评判真实的标准，反思能力受损，不能把个人的想法仅当成是想法（并且只是个人自己的想法），不能看到自己的感受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产生的，不能同感理解他人也是在同样的表达个人对事件的解释（而不是对事实的精确揭示）。这种对主体性的主动废除，旨在调和个体感知间的差异。否认主体性的差异，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与他人失去联系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于非常早期的母婴互动中。
对分离的这种观点支持了一种主体间的断言——我们通过他人认识自己的心理，而心理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思维本身就存在于主体间。此外，分离的现象表明，也许经验永远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构建的，事实上也许根本不存在“真自体”这种东西。
这个有关主体间影响的问题正是目前对过程的研究的中心议题，特别是在讨论到扮演和反时——其中展示了被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H. Smith 2000)。为确保这些影响不会发生而做的徒劳尝试恰恰证明了它们确实存在。其实，个人的主体性对他人不可避免的影响似乎满足了他人的一种感受性(receptivity)（即一种内在的意愿），甚至是部分的渴望。可能这种在对他人回应中改变他人对现实的理解的令人不安的倾向在维持关系中与区分自己和他人感受的能力一样重要。这种继承之物可能是与他人进行同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对了解他人的心理也是必要的。
即使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希望否认这种影响，甚至希望把它根除——这样就不必再在分析中遇到它，人类这种通过他人认识自己的意愿却一直作为事实存在着，例如对拥有一群狂热崇拜者的领袖们，新兵训练营的军士们，秘密警察署中的拷问官们，中的伴侣们来说。这正如同电影《意外的旅客》中某人对其配偶所说的，“问题不是我爱不爱你，而是当我和你在一起时我是谁”。虽然在极端的分离表现中，随着不同的人际互动用不同的方式认识自己似乎有些生硬和怪诞，但是这种在主体性的冲突中达成协定的意愿，可能对任何关系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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