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与分析情境
Béla Grünberger
《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
这篇文章并无意完整评论佛洛伊德“论自恋”这篇文章。欲整体评论，我们必须将“论自恋”摆在他的全部著作之整体脉络中讨论，并且注意到“自恋”这个字眼曾被提及，或佛洛伊德已经实际开始构思这个概念的那些早期著作。我们必须注意佛洛伊德对于自恋（同性恋、妄想症等等）的兴趣来自于他关于精神疾患的临床经验。这是了解佛洛伊德为何必须将自恋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以及他如何达成的主要关键。这篇1914年的文章也必须与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一起检视——佛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讨论到荣格(Jung)与阿德勒(Adler)的反对观点。在“论自恋”一文中，佛洛伊德直接提到这两位作者，然而他与他们的争论事实上可以感觉到存在于整篇文章中。如同他的许多著作，这篇文章是他与“异议者”(dissidents)冲突对质后的成果，而这些人借着促使佛洛伊德深化与精炼他的的观点，也间接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内涵。
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指出1914年的自恋文章所呈现的突破性进展，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点出这个突破是“不稳定的”，因为佛洛伊德不久之后旋即修改了他的观点，而将自恋置于客体的脉络中。因此，在《哀悼与忧郁》(1917)一文中，我们看到1914年提出的概念，此刻主要以对于一个内化之失落客体的自恋认同的角度呈现出来。佛洛伊德认为，忧郁症中自我针对自己的某部分发怒——这部分认同的是失落客体，并且将它当作客体而攻击之。我们普遍同意，攻击自我的另一部分、“严苛地批判它，彷佛视之为客体”(1917)的这部分自我预告了超我的出现。佛洛伊德也在1917年特别提到，“这个从自我分裂出来的批判部门，会不会也在其他情境中展现它的独立性？我们的这个怀疑将可由进一步的观察而得到证实”。
当佛洛伊德在1914年提出自恋时，他同时提出自我理想的观点，这也被人称为超我的前身——即使有些草率。事实上，这与1923年《自我与原我》中提出的超我观点产生混淆，此处佛洛伊德将“超我”、“自我理想”以及“理想自我”这些词汇混为一谈。1914年时，自我理想不过就是自恋的后继者：
就原欲而言，跟往常一样人们在此再度证实自己无法放弃过去曾经享有的满足感。他不愿意放弃 儿童期的自恋性完美(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自己的成长，当受到别人的训诫与自我严厉批判的觉醒之干扰而不再保有那份完美时，他试图在一种自我理想(ego ideal)的新型式中回复那份感觉。他所投射出去到他前面作为他的理想者，就是他在儿童期失去之自恋的替代品，当时他就是他自己的理想。
后来，佛洛伊德又说：
我们并不讶异于果真能够找到一个特别的精神部门，负责监督从自我理想确实可以获致自恋满足，并且依循这个既定目标持续不断地监督真实自我，并且藉由那个理想来衡量真实自我。假使这么一个部门确实存在，我们或许无法称之为发现(discovery)——我们不过只能辨认(recognize)它罢了；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所谓的“良知”(conscience)有其必备的特性。
因此，很清楚的是1914年文章中的自我理想并未预告道德部门(moral agency)的出现。它是丰盛、完美、绝对与无限的泉源，而因为丧失自恋而被阉割的主体则难以抗拒地被牵引过去。曾经从乐园(paradise)中被逐出，他企图去到天堂(heaven)（投射“在他前面”的乐园）。良知——预示了超我——观察自我并且拿理想来衡量自我。它并不是那个理想。虽然这在临床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议题却立即面临一个混淆——亦即客体成分与纯粹自恋成分的混杂。为了启发的目的，值得我们将这些成分各自分离。佛洛伊德越接近其最终地形学理论（译注：即结构模式）的提出，这个混淆就越大。作用于主体的无能与虚弱感构成一个自恋伤痕——这是一种对其理想的攻击。以罪恶感来替代无能感也许是满方便的。“我是世界上罪孽最深重的人”或许遮掩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一无是处”之感。设下界线与禁制的良知或许挽救了自恋与自尊感。忧郁症病患不是因“过量的”超我，而是因“过量的”理想而死——而这个自大狂式的理想可能化身为一个无情的超我，作为抵抗一种毁灭性无能感(annihilating inadequacy)的最终手段。稍后我将再度回到这个议题。
我倾向试着分开研究，一方面是自恋及其变迁，另一方面则是本能冲突。在我对佛洛伊德的评论中，我主要将试图指出自恋概念在了解分析情境本身的重要性。我在1956年发表的自恋研究正是以分析情境以及它所引发的过程为基础。在那个著述中，我试着将有关于客体与本能移情的成分与自恋成分区辨开来。我试着表明分析情境会导致自恋退行，进而引发特殊感觉与感受：兴高采烈、“分析时段结束症候群”(end-of-session syndrome)（如同Ferenczi于1914年描述的晕眩感与定向感丧失，我认为这与分析时段所助长的自恋退行有关，而病患从时段中被逐出），以及对于分析与分析师的一种特殊灌注，藉此他们经常取代病患对于宗教与意识型态的关注，而这些关注突然半途而废，自我理想也因此被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与自恋退行有关的这些现象是治疗中的基本元素，并且形成有些学者所谓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之一部分。在分析一开始，当一位女性病患说了一个梦，这个梦表达了她的客体冲突之本质，以及在建立其性别认同时这些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她听到一个声音告诉她：“那不会有问题的；妳将会听到—位高等数学老师的课”，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个对分析师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对抗破坏性本能的防卫，并且源自于理想化之好客体与迫害性之坏客体间的分裂吗？它岂不更像是在幻想中重新建构一个由分析情境所带来之特殊的自恋状态吗？
在我关于自恋的著作中，我已经强调它源自于出生之前。然而，佛洛伊德在他的1914年论文中并未提及胎儿状态(fetal state)作为其绝对自恋的源头与模式。的确，直到1921年他才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中写道：“因此，当呱呱落地时，我们已经从绝对自给自足的自恋状态，进展到感受到一个变动中的外在世界，并且开始发现客体”。在子宫内的生活中，（主观的）自给自足的需求得到满足。结果，自体处于全能的状态，此刻时间与空间都不存在，因为这些源自需求的出现与其满足之间有落差。这个状态的记忆以潜意识遗迹的型态存在于我们心中，而又以神的概念〔在变成天父（或母亲）以前，神是全能的胎儿〕重现于各种不同的神秘主义系统(mystical system)中、在“海洋似的感觉”中、在构思艺术创作或是沉浸于音乐世界所获得的喜悦中、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黄金时代(Golden Age)以及其他等等的信念中。将失去的全能感投射到分析师身上易于重新创造一个胎儿状态，在其中，由于有它的宿主——亦即母亲——胎儿是绝对的满足，没有需求，也没有“问题”（高等数学老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倾向于将这些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之失去的全能感与严格意义的移情(transference proper)作一区辨。分析情境中的自恋退行，及其产生的自我理想之投射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这并非真正的移情，虽然如佛洛伊德指出的（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后于Ferenczi发表的《现实感发展之阶段》，1913)，母亲在产后扮演的角色正是替代失去的子宫：“真实情况是，儿童作为一个胎儿的生物性情境，由与母亲形成一种精神性客体关系所取代”(1926)。此种对我所谓的“单子”(monad)(1984)的重建，正是发生在分析情境中的事。正是这些事形成了一种背景，提供历史性的(historical)、严格意义的移情以及客体冲突的成分在其上烙印下足迹。
就我们所知，幸运的话，出生之后环绕在孩子周遭的人们会极力重建失去之子宫的情境；此外，精神装置会藉由幻觉努力得到满足感。然而，婴儿最终依然不可能持续处于这个状态。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得相当缓慢，也可能突然发生，端视周遭人们的态度而定；在后面一种情形中，这个孩子会陷入一种被抛弃状态，这连结到他真实而根本的无能状态，这种困境源自于它是在一个未结束状态(unfinished state)（佛洛伊德称为他的无助状态）下出生的。这个孩子是个落难天神，必须面对根植于人类情境的自恋创伤，此刻正是尝试维持在出生前状态的替代方法无法奏效时。分析情境是首先被经验为可以提供病患恢复其胎儿时期之全能感的一个机会，并且藉此修复一个根本的创伤情境。为了开始将此构想转译为现实，病患必须能够将他对于全能感的渴望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他与分析师与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假使这是个自恋式的分析情境，实际上包含了另一面向，亦即客体关系。病患退行回到子宫内的情境，但同时也准备好与分析师建立一个“单子”关系以取代出生后之胎儿状态。如同佛洛伊德在1914年的文章中所言，人们无法舍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感。他早已在《创意作家与白日梦》(1908)中写道，“事实上，我们绝不可能舍弃任何事物；我们只能以一件事物取代另一件事物。”
为了在分析情境中与分析师一起重建他失去的全能感，病患必须能够从一个绝对、自给自足、并且实际上是偏执的自恋状态中冒出头来。值得注意的是，治疗的坐标(coordinates)助长了这个可能性。这种退行由基本规则所引发，也就是病患可以说任何事情，而分析师的位置则在被分析者的视野之外。病患在躺椅上的位置与活动性受到限制使得分析情境神似梦境。分析的规律性与固定性是由分析师所担保，而分析师正是分析设置、也因而是自恋退行的守护者，他容许病患沉浸于自恋退行之中，但他同时也让病患从其中冒出头来。对我而言，作为分析情境的特征，自恋退行远超过移情。我的意思是，移情——此处我忠实服膺佛洛伊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们对于他们的心脏科医师有移情，对于送牛奶的服务生、公寓管理员一样都会有移情。确实，分析情境俨然建构一个实验室，在此各种移情的显现被以特许的、可谓无瑕的方式观察着（藉由分析师的中立，即他们“不回答”而只作诠释）。然而，远超过其他任何方面，分析的坐标启动了精神的自恋层面。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假使有了这个自恋退行作为背景，并且希望在分析与分析师身上重新得到失去的全能感与修复自恋伤痕，那么分析必须藉由诠释历史性的、严格意义的移情而逐渐让病患能够对付其客体冲突，并且整合其本能层面。
某些症状在分析中迅速消失，甚至在尚未对其底下的冲突做出诠释之前。这样的复原与分析情境有关，而非来自真正的分析本身。这可能就是盛行于精神分析早期之短期分析的运作因子。逃进复原状态（flight into recovery)是分析起始阶段的自恋欣快（narcissistic elation)所促成的，病患（潜意识中）拒绝以客体解决(object solution)去取代那种自恋欣快，而客体解决必须经由分析历史性移情才能达成。分析情境所独有的特定之自恋退行启动了分析过程，而这提供了治疗的原动力。移情，就其本身而言，是被移植到这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是独立于移情，而可说是自主的。对我而言，我们必须避免将发生于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的所有事件，以及分析情境所引发的一切，都包括在“移情”一词当中。假使出生前的生活是分析情境中自恋退行之模范，那么这就与复制病患之偶发与个人经验的历史性移情不同了。
事实上，我已经发现有必要提出自恋与本能之间的辩证概念，因为新生儿必须面对生活规律(regime)变换的考验。虽然在子宫中他的需求是自动获得满足，而他的某些生理功能是不存在的（譬如呼吸）、闲置的（肌肉组织），或是形同处于潜伏状态（感觉系统），此刻他突然必须面对他的本能，并且成为其形体存在（corporeity)的所有人。凭借其自恋面向，分析理当可以让本能生命与其源头之身体整合为一体，让本能与他们的支撑物不会继续被经验为与自恋对抗，亦即自我不和谐(ego-dystonic)。
在他的1914年文章中，佛洛伊德说道：
自尊之于性爱的关系——亦即，自尊之于原欲客体灌注——可以简要地用底下的方式表达。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依照性爱灌注(erotic cathexes)属于自我和谐的(ego-syntonic)，或是相反，已经遭到潜抑。在前一种情形中（此刻原欲的使用是自我和谐的），爱恋如同自我的其他活动一样接受评估……当原欲被潜抑时，性爱灌注令人感觉到自我被严重耗尽，满足爱恋是不可能的，而重新充实自我只能借着从它的客体撤回原欲才能达成。
再者：
自尊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发性的——这是婴儿自恋的遗迹；另一部分则源自经验证实之全能状态（自我理想的达成），而第三部分则出自客体原欲的满足感。
我想要强调自恋与本能间起初的对立来自于我刚刚说明的——早于客体冲突、伊底帕斯情节、超我等等。当然，在精神官能症案例中，这根本的对立不但较不显著，而且被各种发展非常成熟的冲突遮蔽，而这些冲突早已将它掩饰，甚至将它转变为无形且无法辨认的地步。这情况并不适用于较严重的病态，特别是忧郁症。请注意1914年的文章，佛洛伊德提到下列病态患与自恋有关：性倒错、同性恋、妄想精神病、虑病症以及妄想症；不过，他并未提到忧郁症——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指出，他不久之后就写下一篇以客体观点（自恋认同）来讨论来自恋的论文。正是在有关忧郁症方面，我们得以最清楚看到在自恋与本能成熟间缺乏协调的结果。当然，在《哀悼与忧郁》一文中，从客体观点对自恋所做的陈述因几个想法而减缓许多，包括失落之客体为一自恋客体、牵涉到的可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以及这个失落是自我的丧失。佛洛伊德甚至怀疑是否“不论客体，自我的一个丧失……就可能足以产生忧郁症的状况。论客体的为一自恋客体，”
事实上，我的看法（请参阅“忧郁症病患的自杀”（TheSuicide of the Melancholic)一文，1966b）是忧郁症牵涉到从个案全部之自我、他的身体以及其本能生命撤离出自恋。全部的自我以遭遇到与理想化完全相反的过程。它被被污秽化，并且被认同为必须被扫除掉的污秽。我们经常发现就在他们自杀之前不久，自杀者似乎觉得改善许多，并且重获某种张力与能量——变化如此明显，以致当自杀真的发生时，周遭的人会大吃一惊，觉得不可思议（我并非指住院病患）。这是因为他们的已经下定决心，而这对于他们是个巨大的宽慰：他们的身体性自我【“破烂的衣服”（rags and tatters)——guenille,Molière】即将消失，而他们从“臭皮囊”(bag of guts’)释放出来的自恋将会得到胜利。主体终于变得完全、绝对、外在、和无限，他返回他在出生前所经验到的状态；不再是排泄物，他再一次成为上帝。因此，我想再一次强调，人的非理性与神秘主义——最好与最坏的来源，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出生前自给自足与幸福的概念所阐明。
对我而言，身心二元论(body-mind duality)信仰的根源似乎存在于进入本能的生活规律时，新生儿将他的身体据为己有。此时，母亲与周遭的人必须协助他自恋地灌注其新的生存模式与他的本能。由于无法将自恋逐渐转移进入本能生命中，后者非常容易在某一个时间点被粗暴地拒绝，如同在忧郁症的情形一样，个案为了重获充足、“纯净”、荣耀而不朽的灵魂，因而牺牲了他那卑劣的（令人失望的、损毁的、“肮脏的”）身体。
佛洛伊德以及后来的许多分析师赋予客体状态于宗教现象，如同佛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一文中以客体观点来陈述自恋。对于佛洛伊德而言，上帝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父亲的投射，有能力保护我们免于厄运〔《一个幻象之未来》(1927)〕；“海洋似的感觉”是一种宗教需求的表现，而这其实就是对于父亲的渴望（《文明及其不满》，1930）。佛洛伊德惧怕神秘主义，并且很合理地担心精神分析会不会被它呑噬。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无法藉由逃避或是否定而真正避开问题。即使上帝的概念某部分可被视为源自父亲情节结（特别在佛洛伊德祖先信奉的犹太教），另一个重要来源存在于失去的胎儿全能感状态中。
底下的引文来自帕斯卡尔(Pascal)的《深思录》，特别放在我论自恋书中的卷首作为题辞：
那么，这个欲望与无能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除了人们曾经拥有一个真正的幸福，此刻遗留给他的仅有符号与空洞的痕迹，他从所有周遭环境中试着将它填满却徒劳无功，从不存在的事物中寻找他未能在现存事物得到的协助？然而，这些都不完备，因为永无止境的深渊只可能被一个无限而永恒的客体所填满，亦即上帝本身。
出生前的生活遗留给我们的影响很重要，这样的假设不只至少部分解释了人们对绝对事物的渴望——一个人类最明确的特征之一，或许也是人类与较低等动物最根本的差别——也对了解精神病理学有重大的影响。
毕竟，即使佛洛伊德后来抛弃他在1914年为移情精神官能症与自恋精神官能症所做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在历史上与临床上依然非常有趣。它帮助我们了解为何自恋可以构成治疗的一个主要障碍，而在其他案例中却是提供治疗一个原动力。假使可以接受我的观点，即让孩子在他的自恋与本能间达到一个合成（这只是理想，永远无法完全达到；自恋与本能倾向只可能达到相对性平衡）是绝对重要的，那么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合成只有藉助于他周遭的人，主要是母亲，才有办法达成。被爱与被了解（但是真正的爱包含了了解）等同于（部分）回复到起初的自恋状态，而我认为这与胎儿时期是同义词，或是，等同于部分重拾与这一时期相关的价值感。任何藉由孩子周遭人们协助而得到的自恋复原，提供了未来出现的新的人物时希望的基础。因此，在被视为满本能足的希望之前，分析师在病患的精神场域中呈现出一种自恋复原的希望。正因为病患在他起初的一些客体上曾经体验或甚至瞥见自恋复原的可能性，不论有多不完全，他才能够接纳分析师为一个希望。
当婴儿周围的那些人在协助他回复——即使只是部分——失去的完整感此一任务上一再失败，个体将会犹豫，有时甚至会拒绝灌注于分析师代表的新形象。他的攻击性常会等同于这个入侵者的全然拒绝，在他找到一个解决其自行包扎伤口问题的相对方法之后，这个入侵者将他的原欲从自我撤离。这是今天经常研究的次发自恋形式，因为这种情形愈来愈常碰到（特别是Otto Kernberg讨论到的自恋型与边缘型人格）。我完全不想否定这种病态或是关于它的著作之重要性。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自恋与移情精神官能症（再次使用佛洛伊德的说法）与自恋型人格疾患（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自恋精神官能症”独有的特性——这在1914年当时的含意就是精神病）两者皆有关联。我已经说过，在第一种情形中，它可以协助建立治疗，作为分析过程的基础，并且替历史性移情的出现以及客体与本能冲突的解决预先铺路；在第二种情形中，它却是个阻碍，有时还是致命性的阻碍，无论如何都需要调整治疗技巧。
我在1966年写过一篇专论，名称是《伊底帕斯情结与自恋》(The Oedipus Complex and Narcissism,1966a)，其中我详细论述我早先提过的自恋与本能面向间的对立(antithesis)，而这很容易产生一种辩证情境。此处，我强调佛洛伊德强调过之婴儿期的无助(infantile helplessness)。我认为虽然人们出生时是无助的，他在胎儿时期却并非如此：
因此，出生时人们一方面是自恋遗产的持有人——其连结到胎儿生活的支撑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人们也是尚未具有功能之性装置(sexual apparatus)的拥有者——尽管有确定无误的迹象显示性张力(sexual tension)很早就试图启动这个装置。因此，婴儿是被两个世界都抛弃的人……他死命地依附在他母亲身上，或毋宁说依附在她当时所代表的意义上；可能性有二，一是延长其出生前的自恋状态，二是将它整合进入一个具有本能成分的新领域。
儿童将会被诱导以外在禁令取代自恋创伤（这源自于其本身固有的无能），前者对其自恋的伤害程度远比后者小得多。人类对于乱伦的禁忌，至少一部分是导因于伊底帕斯愿望的出现以及满足它之能力两者之间的时间差。道德部分源自于人类的无能与不成熟。这就是为何当自恋实现(narcissistic fulfillment)的可能性一被瞥见，道德(morality)会被如此轻易地被弃之不顾的原因之一。自恋伤痕引起道德；抹灭伤痕或是预期伤痕被抹灭，足以让道德消失殆尽。
这带领我们回到1914年的论文。佛洛伊德在这篇论文的结尾点出，“自我理想打开一个了解群体心理学的重要途径……这种罪恶感原先来自于受父母亲惩罚的恐惧，或者，更正确地说，害怕失去他们的爱；后来，父母亲被为数不定的其他人所取代。”另一部分（尚不至于是全部）的道德来自于儿童，后来是成人，期待与其母亲，以及后来周遭其他人，再造一个“环境”以取代原有的子宫。为了让这个“环境”发挥作为一个自恋食粮（narcissistic food)供应者角色，儿童以及后来的成人，必须积极说服它——亦即，设法让它爱他。这就是为何儿童或是成人会不计任何代价地期望被这个“环境”所爱，包括道德环境，而这源自于另一个人类向度——亦即，精神的本能与客体面向。
我想要说最后一点。在1914年的论文中，佛洛伊德提到自恋生物的魅力：儿童、猫咪、大型猛兽、重大罪犯、幽默大师、以及最后是非常自满的自恋女性。（这一类型的女性确实存在，不过尚有“诱惑者”，即猎艳高手，自恋程度亦不遑多让）。依然，有鉴于佛洛伊德总是认为女性特征为欠缺(lack)、不足与嫉妒(envy)，我们在此很意外地看到他将她们的魅力连结到其自满。或许，那是因为他认为男性的客体选择特征代表“完整客体爱恋”，符合母亲哺乳孩子模式的依赖型态。那么，他岂不是将失去之胎儿自给自足状态（此种状态借着与取代子宫环境之母亲融合而回复）投射到女性身上（作为哺乳母亲的替代者）吗？因此，如同我们所知，最高度发展的爱恋形式包含止痛剂（春药或是万灵丹），足以疗愈我们“被扔进这个世界”时所伴随的伤痕。
注释
《达文西和他的童年记忆》（1910）、《性学三论》（1915）第二版的一个注释、《史瑞伯案例》（1911）以及《图腾与禁忌》（1912-13）都必须列入考虑。
同样的，了解《一直、症状与焦虑》（1926）一文必须同时阅读Otto Rank的《诞生的创伤》(Trauma of Birth)(1924)才能被了解。
此处，我只考虑到藉由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且“正常”的神话来重新创造(re-creations)出生前的圆满与幸福状态。子宫内状态或许纷纷扰扰，但仍有些时候趋近于绝对完美状态，也因此可以毫无症状地继续存活。
Bertram Lewin 是第一个如此描述的人，后来则由其他人拓展这个概念。
显然，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价值感是被回溯性地投射的，这与出生后之自恋伤痕有关的情感恰成对比。
然而，这超出这篇文章的范围。我尤其企盼能表明自恋/本能的辩证在道德方面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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