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父海因兹·(1894-1970) 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西格蒙德·在追逐幼儿期目标和渴望的过程中，发掘出来一些心理史前遗迹，但没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对这些遗迹很感兴趣。然而，与弗洛伊德女儿不同的是，哈特曼拾在手中的远古长矛并没有唤起他对战争的想象，也没有使他对防御策略感到着迷。哈特曼超越了冲突，思考的是这些发现本身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技术意义。矛头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用金属焊接的？哪些人参与了这一创造？那些远古人类还有什么其他力？他们还铸造出钱币了吗？他们的社会团体怎样行使日常功能？不能只通过研究战争来理解一个国家。这一关注点的转移看似简单，但却强烈地影响了的进程，展开了对正常发展的关键过程及其演变的重要研究。
哈特曼的贡献拓宽了精神分析的关注视野，从心理病理到人类普遍发展，从一种孤立的、自成一体的治疗方法，变成通行于多学科间的一种思维方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哈特曼不得不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面扩展精神分析的问题范围，一面保存弗洛伊德学派认定的精神分析本质方法。沙利文等人际学家像哈特曼一样，强调环境在塑造中的影响，但沙利文放弃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所以主流弗洛伊德派中不认为他的观点属于精神分析。而哈特曼谨慎巧妙地从拓展和细化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角度发展了自己的创新观点。
在精神分析界，海因兹·哈特曼很适于这个核心开拓者的角色。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颇有声望的家庭，父亲是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驻德大使，母亲是一位雕刻家。维也纳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哲学家、医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络绎不绝出现在他家中，使小海因兹置身于各种绚烂纷呈的文化和思想中。他后来接受了医学和培训，深深敬重弗洛伊德及其贡献；1934 年，他应弗洛伊德之邀参与精神分析工作。但精神分析之外的科学世界也同样剌激和吸引着哈特曼，他对心理学、历史、音乐和哲学都具有广泛兴趣。
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 1937 年出版于德国)非常抽象，而且大部分是非临床的内容。然而，该书提供了一个支持临床探索、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最终从理论上支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目标不再是揭露人类内心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是修复心理结构本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和威廉·赖希都曾对理解自我的复杂操作做出过贡献。但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一直被局限于心理冲突中来看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从根本上是自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力和感觉，而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儿只是慢慢开始意识到，寻求快感的白日梦幻想并不能消除阵阵袭来的饥饿。他不得不懊恼地处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的砖墙”，强制自己适应。就像拍击新生儿背部能使他开始呼吸一样，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儿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目的的行动和更高级的思想（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 ，与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 相对应，后者是以幻想为基础的愿望实现）最终得以发展。幼儿不得不进行思考，做出实际回应，以避免增加本能压力。这一心理发展模型为设计经典治疗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满足（例如，不回答病人的提问）以及解译性对峙的目的是，迫使病人公开本我为寻求满足而产生的幻想，使之暴露于意识的检查之下，得到分析性解译，由此转换为更现实、成熟的思考方式，以增强自我功能。“有本我的地方就应该有自我。这是一场文明教化，与排空须德海铃并无二致”(弗洛伊德， 1933 ，第80 页)。
哈特曼的人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他和弗洛伊德一样，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中获得灵感，但他吸取的是达尔文理论中的另外一个维度。
弗洛伊德从达尔文那里得到这样的概念，人类是由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而并非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物，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足以令十九世纪的人们晕厥。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诸如人类动机的本能来源、幼儿期原始的性驱力和攻击驱力，都能从达尔文理论中找到踪迹。哈特曼强调的概念是，通过适者生存的过程，动物被打造成高度适应自身的环境，所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持续的“交互”（1939 ，第24 页）。
哈特曼推论说，如果人类像所有有机体一样，从根本上被设计为与环境相适应，那么这种适应就不止限于生理方面，也将包括心理自体。反过来说，通过这种设计，自然环境也必然特别适合于人类的心理存在。因此，哈特曼设想中的幼儿，并不是在梦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适应，而是在出生时就带有自我的潜力，像种子等待春雨一样，等待适宜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条件出现，来发动它们的成长。某种“的自我能力”不是由冲突和挫败造就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能，是人类特权和功能的一部分，将在适宜的环境中自然浮现，让人类能够适应环境。这些能力包括语言、感知、客体理解和思维。
哈特曼对己存的关于冲突的精神分析理解保留欣赏，但同时也开始研究无冲突的适应发展。他开始从起源、现有的以及变化的功能，还有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特异性方面，对自我操作加以分类和命名。他注意到，具有基本自发性（例如说话）的适应器官可能会继发性地卷入冲突之中（口吃）。而来自于冲突的防御，可以通过发展适应性能力，最终变得具有自发性。
例如，与排便活动有关的持续快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反向形成这种防御被创造出来，将这种快感保持在个体的意识之外；蹒跚学步的孩子起初对排便的着迷，后来被转化为一种意识中的嫌恶态度。然而，这些源自冲突的反向形成，最终却可能成为整体人格中的一种高度适应功能，比如干净整洁会带来真正的愉悦享受，因而逐渐拥有了冲突以外的作用，成为“”。类似的还有理智化防御，使用抽象思维来试图阻止对冲突的意识，这是高智力群体中常见的一种防御方式，而其抽象思维能力具有明显的适应用途。分析师如果仅仅解译防御（“你在理智化而不是感受”），风险是让病人觉得自己的思考能力是件坏事。哈特曼的精确区分从冲突和适应两个方面定位心理功能，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详细的人类特征。
但是，哈特曼所描述的“无冲突”的自我功能也引发了一个问础：这些功能从哪里得到能量？如果心理在根本上是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中获得燃料，而且证实了这两种驱力处于冲突的要求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禁止，那么，像知觉、学习能力等适应性的过程，燃料从何而来呢？
弗洛伊德也曾力求解决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用了另外一套术语。他希望动机理论也能解释他所深爱的高级文化追求（如文学和艺术），而前者把一切意图的本质都视为性和攻击。弗洛伊德的解决方式是引人升华(sublimation)的概念，这是一个准防御过程，把性冲动的力量套上了缰绳，引导它成为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对窥阴的固着可能被转换成摄影才华。
但是，即使在驱力被升华时，它们依然在伪装形式下保持着性和攻击的本质。如果无冲突的自我功能是真正自发的，就似乎需要有一种能量，不带有上述性质。哈特曼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中和(neutralization) 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自我清除了性与攻击的品质。实际上，中和改变了驱力本身的性质，与升华不同，而是像水力发电站一样，把浑浊汹涌的河流转变成纯净可用的电能。
哈特曼认为带着天赋的潜能来到世上，能够在接纳的环境中自然呈现，这一观念开启了一系列问题，为后世的发展自我心理学家所追寻。我们所设想的人类儿童生来就准备要适应的必要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心理赖以发展的“”本质元素是什么？儿童生命初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否有这样的因素，能够加快驱力中和的进程，降低本能冲突，并提供推进无冲突自我活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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