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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Iris Kuhn-Spogat 照片 — Maurice Haas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 – 1961）是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创始者，他迎娶了IWC万国表拥有人的千金，及后成为这家沙夫豪森表厂的共同拥有人
在乌斯特市（Uster）外围的一幢公寓地下，一个出租的四房单位内设有一家诊所──这里正是全科医生魯道夫•涅豪斯（Dr. Rudolf Niehus）的工作室。年过七十的他本可以一早退休，但他却选择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医生不单是一种职业，而是天职；行医不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项责任和成就。他选择当医生，全因他赫赫有名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而往后还有更多故事。
魯道夫•涅豪斯明显不是钟表鉴赏家或收藏家。不过，他却钟情于这枚怀表，将之贮存于保险箱内，日后留给他的子女。他的两位孩子早已长大成人，谁继承怀表不是重点，对他来说，唯一紧要的是：“怀表不能卖掉，必须在家族中流传。”这枚怀表珍贵之处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它蕴含的意义：一个，永不休止的故事。
这是什么型号？价值多少？“我不清楚。我对这枚怀表认识很少。我的母亲曾佩戴它，然后是我的太太。”涅豪斯说。就在此时，他终于找到窍门，打开了怀表的底部。黄金保护盖内镌刻“Fräulein Emma Rauschenbach de Dr. C. G. Jung, 16. Februar 1903”（爱玛•罗斯巴小姐及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医生，1903年2月16日）字样，以及数字和符号，要用放大镜才能清晰看到（“300000, 18 carat, 750, JWC”），还有两手相触的图案。“这是二人订婚的标记。”涅豪斯说。他揭开保护盖，看着跳动的机芯，笑道：“百多年来它从未停止过。”
这份精致的礼物对爱玛•罗斯巴来说应该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她正是当时的IWC万国表拥有人约翰•罗斯巴（Johannes Rauschenbach）的女儿。然而，这份瑰宝却有其独特之处。乍看之下，这枚全以黄金打造、两侧呈枕形、体积与一法郎硬币相若的怀表，就像一个大奖章。怀表的玻璃表面完全隐没于黄金弹簧表盖中，盖内精巧地镌刻字母“E”和“R”，并饰以多颗小型红宝石和钻石。轻轻按下按钮，表盖倏地打开。涅豪斯看着自己腕上的葡萄牙系列腕表，与怀表比对时间。“好极了！”他叫道。显然，他亦想打开遮蔽机芯的表盖，但不太成功。他解释：“这是我多年来首次把它从保险箱中拿出来，看来需要技巧。”
魯道夫•涅豪斯邀请我到他的诊所，让我欣赏一枚罕见的IWC万国表，这枚怀表正是著名心理学家及分析心理学创始者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送给未婚妻爱玛•罗斯巴（Emma Rauschenbach）的订婚礼物。“她是他一生最爱。”涅豪斯一边说道，一边坐在滚动办公椅上移向文件柜，然后打开最顶层的抽屉，拿出一个黑色的首饰盒。他返回书桌，打开首饰盒，把一枚连着长金链的怀表轻轻置于左手中。他沉默数秒后，不无自豪地说：“就是它。”
在乌斯特市（Uster）外围的一幢公寓地下，一个出租的四房单位内设有一家诊所──这里正是全科医生魯道夫•涅豪斯（Dr. Rudolf Niehus）的工作室。年过七十的他本可以一早退休，但他却选择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医生不单是一种职业，而是天职；行医不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项责任和成就。他选择当医生，全因他赫赫有名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而往后还有更多故事。
涅豪斯从荣格的回忆录中才得知这次命中注定的邂逅，因为他的祖父从未向他透露过此事，或是之后发生的一切。六年后，荣格已正式成为医生，在苏黎世一家著名诊所工作，他向爱玛．罗斯巴求婚。最初，爱玛拒绝了他，直到第二次再提出时，她终于首肯。1903年，21岁的爱玛．罗斯巴成为了荣格太太。纵然她出身富裕，但她从未接受过真正的教育。现在，身为荣格太太的她不仅是新屋的女主人，更是五子之母，她终于可以寻回失去的光阴。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21岁的荣格仍是医科学生，他的母亲在早前的场合上认识了罗斯巴家庭，于是叫他到沙夫豪森探望朋友时代为问好。荣格站在罗斯巴家的门厅，看到当时15岁的爱玛站在梯间，心里为之一动。“他随后告诉朋友，这个女孩有天会成为他的妻子。”涅豪斯说。
她学习数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对丈夫的工作深感兴趣。她参与荣格的研究，成为他的分析对象。数年后，爱玛凭自身的努力，也成为了合资格的学家。从1930年开始，爱玛不仅是荣格身边的女人，更成为他专业的同事。
传记作者安妮拉•贾菲（Aniela Jaffé）这样说过爱玛：“她一生丰盛且十分充实，因为她能忠于内心所想，同时忠于丈夫，并深切体会丈夫一生的工作。”荣格一家于1905年成为IWC万国表的共同拥有人。他们得到上天眷顾，家财万贯，然而丈夫的不忠令爱玛的生活蒙上重大阴影。在第五名孩子出生不久，荣格与年轻病人安东尼“托尼”沃尔夫（Antonia “Toni” Wolff）发生外遇，而且维持长达四十年，迫使爱玛陷入三角关系。爱玛并没有离开她视为“家庭支柱”的丈夫，而是留守在他身边。她亦没有崩溃，反而运用她无比的智慧，从的角度出发，细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心理分析先锋以男性作主导的研究。她在唯一的著作《阿尼玛斯与阿尼玛》（Animus and Anima）中留下了个人见解。
一切已成追忆。爱玛和荣格先后于1955年和1961年逝世。但涅豪斯却对祖父母犹新。他说：“祖母是位高贵优雅的女士，十分缄默、内敛，秀发梳理得綽約多姿。当我们生病时，她总会来看我们。”涅豪斯和祖父的关系亦有点拘谨生疏。他记得祖父是一家之主，比身边任何一人也要聪颖。他不是个爱跟孙儿说故事或玩游戏的祖父，而是个令人又敬又畏的祖父。涅豪斯忆述：“我们探访他时，我们只会做他叫我们做的事。所有人都听他所言。”
这可能是种负担，但有时也是恩赐。涅豪斯说：“祖父说我应该学医。”但他的父亲却是建筑师，这使他在建筑和医学之间犹豫起来。他解释为何最终选择当医生：“完成军训后，祖父的教授朋友邀请我作梦境分析。我记得有三个梦。”在第一个梦中，涅豪斯跟随手持蜡烛的祖父，走上楼梯，到祖父的书房。第二个梦则是祖父给他一个金色的首饰盒。至于第三个梦，他在祖父家前方垂钓，结果从苏黎世湖泊中钓到一条巨大的鲤鱼。那位教授助他拆解梦境：“如果我跟随祖父（烛光），我会找到自己的路向，那条大鲤鱼正是这个象征。”年轻的涅豪斯随祖父的步伐，在巴塞尔修读医科。想必他不会后悔作了这个决定，事实却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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