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试着对自己洗一下脑。[1]
2000年恰逢《梦的解析》出版一百周年纪念日,伴随着它的是新一波对死亡的必胜主义的欢呼:随着大脑科学的新进展,精神分析会在它所属的地方被埋葬掉,会和那些告白者及解梦人一起,埋葬在追寻隐秘意义的前科学的蒙昧主义的贮藏室里。
对于这种哀悼的言辞,还有一些东西要说。一个世纪以前,为了在欧洲现代历史上确定之发现的地位,弗洛伊德提出了人类的三个连续的耻辱的说法,“三种的病态”,他如是说。首先,哥白尼证明,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从而剥夺了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接着,达尔文证明,我们源自盲目的进化,把我们在生物中的神圣地位也夺走了。最后,当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在心理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时,我们的也丧失了它对人的统治。今天,一个世纪之后,一个更加荒芜的图景正在浮现:最新的科学突破似乎让人的自恋形象遭受了一系列更深的耻辱:我们的心灵本身是一台处理数据的纯粹的计算机;我们对自由和自主的感觉是这台机器使用者的幻觉。由于今天的大脑科学,精神分析本身丝毫不具颠覆性了,它似乎属于受到了最新的耻辱之威胁的传统人文领域。
那么,精神分析在今天真地过时了吗?它看上去在三个层面上过时了:(1)在科学知识的层面上,人类心灵的认知主义-神经生物学的模式取代了弗洛伊德的模式。(2)在学诊断的层面上,精神分析的疗法迅速地让位给了药物和行为疗法。(3)在社会环境的层面上,压抑个体性驱力的社会及其道德观念的弗洛伊德式形象似乎不足以解释今天主流的享乐主义放任。
然而,对精神分析来说,哀悼仪式未免来得太早了些,因为被追悼的病人还有长久的生命。和弗洛伊德的批判者们接受的“明显”真相相反,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只有在今天,精神分析的时代才真正地到来。通过的视角,通过拉康所谓的“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重要洞见最终在正确的维度上显现。拉康没有把这种回归理解为一种对弗洛伊德所说的东西的回归,而是对弗洛伊德自己都未完全意识到的弗洛伊德革命之核心的回归。
拉康从整个精神分析学大厦的语言学解读开始了他的“回到弗洛伊德”,这种解读包括了他或许最著名的独一公式:“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对无意识的主流看法是,无意识乃非理性驱力的领域,是某种和理性的有意识自我相对立的东西。对拉康而言,无意识的这种观念属于浪漫主义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与弗洛伊德毫无。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公愤并不是因为他宣称,理性自我听从于更广阔的盲目的非理性本能的领域,而是因为,这表明了无意识本身遵循着自己的语法和逻辑:无意识言说并思想着。无意识不是有待被自我驯化的野蛮驱力的保留地,而是一个性的真相得以言说的位址。这里蕴含着拉康对弗洛伊德格言“它[本我]在哪儿,我[自我]就应当在那儿生成”(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所做的变形:不是“自我应该征服本我”,占据无意识驱力的位址,而是“我要敢于接近我的真相的位址”。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并不是一个我不得不去认同的深刻真相,而是一个我不得不学会与之共存的不可忍受的真相。
那么,拉康的观念和主流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思想及弗洛伊德本人有何不同?相比于其他的学派,拉康理论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哲学的要旨。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在最根本上并不是一种治疗精神紊乱的理论和技术,而是一种让个体去面对人之存在的最根本维度的理论和实践。它并没有向个体展示如何让他或他自己适应社会现实之要求的方式;相反,它首先解释了诸如“现实”这样的东西是如何建构自身的。它不仅让一个人去接受他或他自身被压抑了的真相,它还解释真相的维度如何在人类现实中出现。在拉康看来,、精神病和性倒错等等的病理构成在对待现实方面,都具有一种根本的哲学态度上的庄严。当我身患时,这种“病态”就影响了我与现实的全部关系并决定了我的整体结构。拉康对其他精神分析路径的主要批评集中于它们的诊断方向上:对拉康而言,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不是病人的健康,社会生活的成功或人格的完满,而是让病人面对他或她欲望的基本坐标和僵局。
关于弗洛伊德,引人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拉康在他的“回到弗洛伊德”中动用的关键资源来自于精神分析的外部领域:为了开启弗洛伊德的秘密宝藏,拉康招募了一帮五花八门的理论,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到数学集合论以及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由此可见,拉康的绝大多数关键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并没有对应物:弗洛伊德从未提到过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的三元组,他也从未说过作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他说的是“自我”,而非主体。拉康把这些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而来的概念当作一种划界的工具,这样的界限在弗洛伊德那儿已经隐秘地在场了,虽然弗洛伊德还没有意识到。例如,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谈话治疗”,如果它只用词语来医治病理上的紊乱,那么,它就不得不依赖于某种话语的观念。拉康的命题是,弗洛伊德没有意识到这种已由其理论和实践表明了的话语观念,而只有当我们引入索绪尔的语言学,话语行动理论和黑格尔的认识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展这种观念。
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以其深远的影响,不仅为精神分析,也为分析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论战、危机,甚至流言,伴随着拉康一生的事业。他不仅在1953年被迫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断绝关联(见年表),他煽动性的观念也让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恼怒不已,包括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尽管拉康在西方学术界往往被视作某类后现代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但他恰恰冲破了这些标签所划定的空间。他的一生都在超越名字上附加的标签: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海德格尔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难怪,他教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断的自我提问。
拉康是一个贪婪的阅读者和解释者;对他而言,精神分析本身就是阅读文本的一个方法,不管是口头的文本(病人的话语)还是书面的文本。那么,就阅读拉康而言,还有什么方法比实践拉康的阅读模式,用拉康来阅读其他本文更好呢?这便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让拉康的一段话与另一个(来自哲学、艺术、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片段相遇。拉康的立场只有通过对其他文本的拉康式阅读才能被阐明。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一种笼统的排除:它几乎忽略了拉康有关精神分析治疗的全部理论。拉康首先是一个诊断者,而诊断的关怀渗透了他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当他阅读柏拉图、阿奎那、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时候,他也总在阐明一个确切的临床问题。这些关怀的普遍存在恰恰允许我们去排除它们:正因为诊断无处不在,我们就可以让诊断的过程短路,而集中于诊断的效果上,集中于诊断影响一切貌似非诊断的事物的方式上——这是其中心的真正试验。
《怎样读拉康》不是用历史或理论语境来解释拉康的,它将用拉康本身来解释我们社会和力比多的困境。这本书没有对拉康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判断,它将投入一种偏袒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正是拉康理论的一部分:每一个真理都是不完全的。拉康自己在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就表明了这种不完全接近的力量。艾略特(T.S.Eliot)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里评论道,某些时刻,唯一的选择是宗派主义和无信仰之间的选择,而让一个宗教存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其主要的躯体内部制造一种宗派的分裂。拉康通过他的宗派分裂,通过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那日益溃烂的尸体切断关联,而保留了弗洛伊德教学的生命。五十年过去了,该我们对拉康做同样的事情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