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
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儿乎都引起广泛的注意。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能把齐泽克的话当真吗？正如《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齐泽克的文章所写的：“我们未必总要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范畴谬误（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
在地理版图上，斯洛文尼亚只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国家，但一旦进入了观念世界，与其狭小的疆界和稀疏的人口密度相比，斯洛文尼亚获得的声誉却大得不成比例，这都要归功于斯拉沃热·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齐泽克今年５５岁，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２０多种文字，涉猎的范围包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等等毫不相关的领域。他以天马行空式的说话风格和写作风格，以及擅长将、政治和黄色笑话融为一体而著称。
齐泽克在家中是独子，十几岁时就热衷电影和书籍。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着重考察了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瓦以及其它欧陆哲学家的著作。尽管这篇论文才华横溢，但齐泽克还是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直到他同意增加一个附录，对上述哲学家的著作进行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尽管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齐泽克不适合任教，于是他只好前往法国，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识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ｌａｉ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指导下学习，跟着米勒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
齐泽克后来结过两次婚，也离过两次。每一次都留下了一个儿子，现在一个３０岁，一个３岁。在卢布尔雅那，齐泽克独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里。屋里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一台ＤＶＤ机、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书架靠在墙上，上面摆满了书籍和录像带。“对我而言，录像带和ＤＶＤ毁了电影。我不再看电影，而是买电影，然后是拥有。既然已经拥有，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它？”
他的书架上既有理论著作，也有通俗小说。齐泽克特别喜欢侦探小说，他认为，“那些说‘别告诉我结尾’的人全都错了。我先读前１０页，然后读结尾，这就是考验：我是否还想再读下去？”他收集的电影既包括纳粹宣传片《死不绝的犹太人》（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这部电影在德国是禁止销售的（“我所有的德国左翼朋友都有这部录像带”），也包括苏联时期有关农工的影片。他还收藏了一些流行影片，包括《大话王》（Ｌｉａｒ Ｌｉａｒ）和《最后的诱惑》（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ｄｕｃｔｉｏｎ）。他的卫生间里放着一些旅行装的洗发香波，它们来自许多国家的宾馆。“我的袜子全都来自汉莎航空公司。”他说。
卢布尔雅那坐落在萨瓦河边，风景迷人。卢布尔雅那只有２５．４万人，因而很像一所学院，人们彼此认识，或者睡在一起，或者斗成一团，或者既睡在一起又斗成一团。穿过主干道时，齐泽克说，“这是卢布尔雅那的主要街道，先前叫铁托大街，现在叫斯洛文尼亚大街，这是典型的后社会主义方式。”在经过一幢建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办公大楼时（这幢办公大楼与建于１９世纪的大楼比邻而居），他说，“新大楼是议会的办公楼，旧大楼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楼。它们居然没有装模作样地相互独立，这个样子我喜欢。”
对于齐泽克来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凄凉的，不过到了８０年代便有了起色。尽管齐泽克和许多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南斯拉夫人一样，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开始积极参与抗议运动。齐泽克相信，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三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当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非常具有色情味儿的海报。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经过一个报亭（他那时还很小），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双腿跨在哈雷摩托车上。我儿子说，‘快看，多棒啊！’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他指的是哈雷摩托车！那是我们的失乐园。”
齐泽克说，面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从理论上讲他反对独立，但又接受独立带来的政治利益。他花了很长时间平息内心的不安，然后开始竞选斯洛文尼亚四人总统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那是１９９０年，这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他最后获得的是光荣的第五名——对他而言，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结果；或许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了，他的第一个行动或许就是辞职。“我觉得占据那个位置意味着你每周都要开会，随之而来是影响和权力——不过我不稀罕，那是个一天要工作２４小时的职业，承载着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
如果说德里达的魅力源于他那令人陶醉的艰深理论，福柯的魅力源于他在性问题上的执着，那么齐泽克的魅力则源于他尽人皆知的荒诞不经。不过，与其他学术明星们所不同的是，齐泽克没有一个门徒，也不存在什么齐泽克学派。齐泽克著作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甚至把自己的批判方法应用于自己批判研究的结果。齐泽克的好友，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桑特纳说：“他摆出的一个基本姿势就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展示一个文本，之后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读，再后他会说，‘我倾向于认为，结论与此截然相反。’”
齐泽克从不放过任何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并统统将其理论化。比如，他注意到人们在进入电梯之后，喜欢不停地按关门键，但关门键并不能加快关门的速度，只是乘客自己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行为富有成效而已。齐泽克把上当受骗的按关门钮的人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相提并论，这些公民觉得自己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是因为两个政党已经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些公民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选择可言。齐泽克喜爱的论证方式是悖论，喜爱的表述方式是杂耍演员般的大话连篇，但这些都是以虔诚信仰的外表维系着的。
尽管齐泽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在西方大学的校园里，但他却著述颇丰。或者说，他脑子转得有多快，出版著作就有多快，甚至著作的出版还要更快一些。他抱怨说：“我所有的享受都给毁了……有人说，‘真羡慕你呀，你干的活，对我们来说是娱乐，对你来说却是工作。’但他们不知道，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他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有人邀请他为以牧师为读者对象的时事通讯撰写布道材料。他说：“这就好比你想找个正人君子把女孩儿们培养成窈窕淑女，结果却找了个变态狂。”
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泽东对其的传承发展。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 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
美国著名《新左派》杂志力捧的政治哲学家，能说六种语言，著作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涉猎的主题无所不包，享有国际声誉，誉满天下的精神分析大师。立志以精神分析为利器，揭露资本主义是以何种方式左右公众的想象力的。不读他的著作，不仅无法理解拉康学说，也无法把握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他的表述方式是杂耍演员般的大话连篇，独树一帜的反直觉大师。“他摆出的一个基本姿势就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展示一个文本，之后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读，然后他会说：‘我倾向于认为，结论与此截然相反。’”他将拉康的理论深化和发展，并使之驰骋于各个领域。齐泽克的学术风格是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融于一炉，从而开倡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齐泽克在欧美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现在风靡于哲学界、文学界，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影响。齐泽克现在奔波于欧美两地，接受采访、出席会议、发表演说、举行讲座，他还继承了左派的介入传统，曾竞选过斯洛文尼亚总统。在西方，齐泽克取得的巨大声誉完全可以同爱德华·萨义德、以赛亚·伯林、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等相提并论。詹姆逊说齐泽克“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美国评论家丽贝卡·米德的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把齐泽克称作一个“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齐泽克文集《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幻想的瘟疫》、《与齐泽克对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