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残忍的猕猴实验
撰文 芭芭拉·J·金（Barbara J. King）
翻译 薄锦
那些将幼猴与母猴生生拆散的实验是没有必要的，理应终止。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利·F·哈洛（Harry F. Harlow）进行了一系列“剥夺母爱”实验，把幼年猕猴放在与社会完全或部分隔绝的环境中抚养。这些绝望地攀附在铁丝或绒布做成的“母亲”身上的幼猴常有自残行为，总是极端不安，还表现出了深度和等迹象。鉴于理论上，动物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在母亲呵护与抑郁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心理学、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的课程仍会讲述哈洛的研究。然而，这种让灵长类动物深受痛苦的实验，并没有被封印在历史记录中。时至今日，幼年猕猴仍会被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强行从它们的母亲身边带走，承受各种让它们身心饱受的压力。
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位于美国马里兰州普尔斯维尔，负责人是心理学家斯蒂芬·索米（Stephen Suomi），在该研究所的比较动物行为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Comparative Ethology，简称LCE）里，幼猴常常在出生后的几个小时里，就被从母猴的身边带离。在一天里有22个小时（周末则是24个小时），这些幼猴都没有可以进行互动的“笼友”。根据我在肯尼亚对自由放养的野生幼狒狒（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与猕猴相似的猴科动物）的研究，这种饲养方式会严重扭曲动物的自然生活方式。在野生状态下，这些幼猴生活在一群具有血缘关系的母猴组成的母系群体的庇护之下。它们与同龄的幼猴玩耍，探索它们身边的世界，但最后总会回归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员——母亲那温暖而安全的怀抱中。
LCE内的情形恰恰相反，这些没有母亲的幼猴在实验中会遭受各种压力源的刺激（例如故意在幼猴独处时惊吓它们），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实验评估幼猴的反应，研究能够引发人类精神疾病的发育期风险因素。出自LCE的同行评议论文指出，这些幼猴将因此终生承受行为和生理上的悲惨后果，包括健康不良、压力增大、母性缺失和异常的侵略行为。
我自己就有两名亲爱的家人在与精神疾病苦苦斗争，因而深知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系统综述确凿地告诉我们，动物模型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类的精神健康状况。要治疗人类的精神疾病，需要直接关注我们在自身生活中遭遇的真实压力源——而不是我们人为施加给幼猴的那些。不同类型的研究，包括神经成像和对病人日常生活的长期跟进，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强调此类研究符合国家和大学的动物保护准则，并不足以为它们辩护。对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动物）进行有创实验获得批准的门槛相当之低。正如两年前劳伦斯·亚瑟·汉森（Lawrence Arthur Hansen）在《医学伦理学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中所指出的，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本身就在从事这类实验，比如动物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内的兽医。
邀请那些不会从这些项目的经费中受益，但知识渊博的专家——例如社会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或许会是改变审查委员会人员构成的第一步。不过，根据汉森的观察，同样有必要改变的还有组织文化，以确保审查委员会能够更直接地权衡实验的收益和损害。
我觉得这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黑猩猩身上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类似：2011年，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的报告指出此类研究是“没有必要的”。在那之前，在黑猩猩身上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审查委员会和动物保护委员会的批准。这套监督流程过去不能保护实验室的黑猩猩，现在同样也不能保护实验室的猴子。
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反对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开展生物医学研究，但我们应该到某些研究是多么过时和充满误导。是时候终止哈洛留下的残忍传统了。”
芭芭拉·J·金是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体质人类学家，她曾在肯尼亚研究狒狒，也研究过豢养环境中的大型猿类。她的《动物也会悲伤》（刊登于《环球科学》2013年第8期）被评为2014年美国最佳科学与自然写作。她每周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网站上更新博客“13.7: Cosmos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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