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分析工作的核心是对精神的突现特性进行开放和体验，意即，与超越心理学的各种心理组织建立联系，例如通过有意义巧合而检测出来的组织。实际上，所有潜心理生活的发现，都起源于对在意识生活模式和潜在的动力学模式之间的“巧合”进行观察和给“巧合”赋予意义。可以预见，那些带有潜在的转型作用的突现现象必然牵涉到群集的原型的领域，特别是那些与遭遇自性相关的领域。从CAS模型中得出：最适合于分析工作的心理状态，是在秩序和混沌的相交处保持平衡的状态，我相信这就是好的分析技术要努力去达到的。我现在要讨论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有意义的巧合整合到我们这种定位于创造性边缘的工作中去（荣格确实提到是一种“创造活动”）。
迄今为止，大多数与临床会面有关的共时性事件的报告，都集中在两个广泛的讨论领域。在一领域的讨论中，强调的是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原型过程发挥作用的证据，表明病人的意识人格是怎样与原型内容建立联系的。荣格著名的圣甲虫是这类讨论的范例，荣格假定，由于病人对非理性的恐惧，关于重生的原型受到了阻抗，直到共时性事件“击中其理性主义的要害” ……治疗因此才得以继续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在第二个领域的讨论中，人们把注意力指向治疗的相互作用方面，把共时性现象的出现解释为“对移情/反关系状态的评论”。这种观点起源于Michael Fordham1957年对这个主题的评论，尤其是“共时性依赖于一种相对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就是说，共时性现象倾向于在特别紧急的时刻出现，此时参与的双方都减少了对潜在动力的意识。
第一个领域的讨论关注的是病人和深层潜意识材料的关系，虽然第一领域的讨论所举出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型的假设，但是，如果在自性的体验被固定下来之后再进行意义的寻求，就会冒停滞的危险。这种观点所冒的风险是，对于在特定事件中获得的经历，其意义没能得到充分的反思。例如，Fordham批评荣格对圣甲虫描述的处理，认为他忽略了这个案例中移情的含义。另一方面，第二领域的观点针对的是这些经历中的相互作用的方面，并试图避免过度地夸大这些共时性经历，但却偏向了一种过于病理学的解释，认为共时性仅仅是病人的，有时也是分析师，未解开的情结。这一观点的潜在目标是对材料进行分析，直到这一现象停止出现，之后，就把这看作是情结至少得到了部分的解决。虽然这具有临床的价值，但我相信这是对共时性理论的一种细微的歪曲。
Robert Aziz在他的名著《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共时性》一书中指出，在共时性现象中发生的事件所反映的是一种相互的补偿，而不是相互的一致，他继续谈论到，对荣格所描述的共时性要进行象征的理解，不是具体地理解，因此这不是一种主观及客观的并合，因为主体和客体毕竟是相互区别的。Aziz更进一步的论证说，如果个体不按照补偿的意义来对其所卷入的事件进行区分和分类，那么这将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反应。
我认为，Aziz所概述的这种观点与荣格把共时性体验看作是“正常的”观点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怎样对它们进行解释。实际上，在荣格对一封信进行回复时，确实论证过这些体验的非病理学性质，来信问到关于精神分裂症治疗中出现的参照物和共时性的问题，荣格在回信中答复：“……不应当把共时性作用理解为一种精神病现象，而应理解为一种正常现象。”在我提出的模型中，这意味着，这种通过有意义的巧合来精确地检测和直觉精神的突现过程的能力，可以兼顾任何病理学的架构，而动力在这些事件之中及周围都存在着效力。这与普遍承认的对分析师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在分析中根据需要进行自我反省， 也就是说，分析师作为分析的工具，其人格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唯一新颖的或许是，有机会更系统地考虑使用有意义的巧合来指导这种反省。为此，我已经建构了一个简单的纲要，描述了在精选出来的，与各种病理学模式相关的心灵区域中，共时性被扭曲的方式。虽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展示全部的纲要，但我将提供一些例子。
人们经常注意到，那些被我们标志为共时性的更为戏剧化的形式，经常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边缘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人们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来自于被激活的过程的期待，由于这类病人长期的情绪忧伤及其不适当的自我资源，而使这些无意识过程无法得到良好的调解。我注意到，共时性现象经常出现在与强烈的创伤有关的状态中，这和荣格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这类事件常常是在人们感受到严重危险时出现。CAS框架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受严重困扰的病人的心理状态远远脱离了混沌边缘的最佳区域。他们被困在功能失调的状态中，要么沉浸在混沌中，如癔症或躁狂状态，要么冻结在与混沌相去甚远的区域，如紧张型木僵、精神病的抑郁症以及常见的分裂现象。共时性现象虽然有时经常出现在这些状态下，但能对它们造成剧烈的破坏——或许它们的出现指向了一个有目的的层面——但这类病人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容易产生大量的歪曲。可以预见，这些病人能够动员起体内平衡的力量，试图保持他们以前的平衡状态，不论多么烦躁不安。因此，这类病人对其经验的建构方式，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共时性现象的出现，都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和突现现象的关系。
我不妨举例说明，我有一个受过严重创伤的病人，她每周接受好几次的治疗，在治疗的第一年中，她需要在治疗暂停的一周或更长的时间里接受预防性的住院治疗。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工作之后，病人要求这10天的暂停期不住院，让给她开药的精神病医生作为她的后备医生，并且定时给接听我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事情是在我离开城市之前确定的，而且我们确实在指定的时间交谈。最初，在打电话期间，病人表现得很不安，她迅速描述了她在此之前所做的梦：我（分析者）在黑森林里，找不到她了。她很害怕，就问我是否在德国。由于我意识到，由于她没有能力保持与其分析经验的联系，这使她再度暴露在被遗弃的创伤中，因此，我具体地，或许天真地做了回答，向她保证我不在德国（我没有泄露我在加勒比的地点），我能看出她觉得处在与我失去联系的危险之中。我们讨论了她的这些担忧，她承认出现了心理分裂，我主要帮助她重建与我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进而与现实建立联系，因为她似乎处在危险之中，迷失在孩子气的、但很可怕的童话故事的世界里，里面有原型人物、巫婆和妖怪。这种联系得到了充分的保持，因此，我的病人重新获得了稳定，她呆在家里，直到我回来都没有住院。在打过电话之后的那一天，我去参加了我的第二堂潜水课。在池子里练习了一个上午之后，我的潜水教练当即决定，我应该参加下午的潜水，那是我第一次在开放水域里潜水。因此我有点惊慌，当我们向大海走去时，我加入经验丰富的潜水者的队伍之中。直到我们已经接近了预设的潜水地点，潜水教练才告诉我们关于潜水的事项。我震惊地发现，这个选定的地点被称为“黑森林”。由于辨别出我的病人梦的预知性，我的思路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我开始反思我们各自对“黑森林”的态度上的差异。我打算进入的这个区域，尽管是未知的，包含着某些真实的危险，但实际上是快乐的一个潜在的根源。确实，这个地方的名字指的是长在礁石上的黑色珊瑚，水下的旅行是很优美的，根本就不会受到外部事件的破坏。
相比之下，那位病人可怕的创伤病史，使她每当受到失去包容的威胁时——这次是我去休假——就会沉浸在癔症的精神病之中。她专注于一个精神混乱的世界。通过和她约会并提供某些包容，一种部分的秩序感便重新建立起来；同时，这种行为也使我更开放地面对她所处的这种状态的分裂的力量。我的比较固定的、理性的态度受到了影响，并朝向混乱的边缘接近。虽然我没有说出我在休假期间遇到的事情，但是，我对这位病人潜意识的交往力的态度和注意力显然加强了。梦和潜水地点的共时性似乎对我们二人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改变了我们两人，也改变了分析的本身，将它转向了突现的过程。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共时性看作是身心症状的核心。C•A•Meier曾经说到“……古希腊的医生们用symptoma这个词表示 [我们从中派生出‘症状’这个英文单词，它是拉丁语‘巧合’（coincidentia）的希腊同义词]非因果的有意义的巧合……看起来，只有通过一个代表更高秩序的第三项——即整体的象征或原型——的群集，治愈才能发生，——但这是一种共时性事件，而不是一个因果关系链。”因此，我们在此又回到了莱布尼茨的身心之间有预定和谐的观点，但在此处的情况我们见到的是其黑暗的表现形式，此时的和谐已经失去了协调，身体和灵魂都在受苦。
第二个例子：一个强迫症相当严重的年轻人，他每周到我这里来一次，这样的治疗已经持续了一年，当时我们进行了下列两段时间的治疗。在第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相当长的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见了面，这不是他通常来看病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相当辛苦的。虽然我十分熟悉他的僵化状态，伴随着他在自我表述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其中包含着情感的时候，但在进行治疗过程中，我却觉得特别不寻常的疲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这位病人意外地讲述了他的一个梦，其中包含着一个孩子在壁橱里的意象。但已没有时间对这个意象进行联想和探索了。在他离开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在我开车回家之前我需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觉得我快要感冒了，不过，我第二天的感觉还可以。第二个星期我们在通常约定的白天见面。由于情绪上和上个星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梦中；病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上次治疗时我的疲倦状态（在他所讨论的东西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迹象）。在探讨梦的意象时，我们确实发现以前我并不知道的他的一段历史。我先询问在壁橱里的那个孩子的年龄，然后与让他联想他自己在那段年龄时的生活，我发现他曾经有过一种特别的食物过敏史，其症状和我在上个星期给他治疗完之后所体验到的惊人的相似。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这个梦中人物开始被我们理解为代表他生活中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的自然天性隐退了。把这个受到惊吓的、僵化的游戏生活“从壁橱里”解放出来，这成为了工作的一个起点，这是一个漫长的，有时是受折磨的，对已经达到躯体水平的强迫症防御进行的工作。
这个例子和前面那个正好相反。这个病人被关闭在严格的秩序之中，他在这秩序中“搁浅”了，身心都受到了限制。从受伤的治愈者一类的模型来看这个过程，我作为分析者，由于在最初在多少有点不知情地情况下吸收了他潜意识防御的一部分，因此生了病，但是我能够在梦的帮助下，有效地对情结进行足够的代谢，从而重新在我自己的心灵中获得一定的秩序，认识到我的症状和他的病史之间的这种有意义的巧合，从而开始了防御的缓慢化解。
通过多种诊断范畴来探讨共时性现象的这个过程，可以得到富有成果的扩展。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部分地依赖于起作用的各种病理现象，但也可以表现在没有疾病的人身上，在那里它常常作为扩展意识的催化剂。《易经》对这些状态的可能的应用，是一个有待于未来研究的课题，但我相信，它能极大地有助于训练人们对反移情中的共时性维度的觉知，共时性就处在非病理的反移情体验的核心，对此分析者仍在进行探索。
最后的结论是，共时性体验的许多特征，甚至是中医学的一些原则，在当代科学的背景下，都可以作为某些形式的心理突现来重新考虑。因此，常被视为毫不一致的中国思想和西方科学，实际上有意义非常深刻的联系点。随着突变论传统的复苏和阐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应该得到重新评价，通过相互补充而得益应该受到鼓励。这种联系的最初的工作来自于莱布尼茨的哲学和数学，它们是这些理解之间的一座决定性的桥梁。荣格心理学，只是到现在才在当代科学中找到了一个较稳固的基础，它对这座桥梁做得最远的延展是，让这座桥梁不仅通往科学的未来，而且指向中国文化深远的过去。如果这种似乎相反的难以接触的新的综合成为可能，我相信，一种对现实的更加完整的看法将会产生。从临床上看，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种探索，如果进行这样的探索，我认为有可能完全革新我们对治疗工作和道德两难的看法。在治疗中学会处理有意义巧合，这要求我们对我们的主体性的实质有深刻的了解，同时，要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也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发展的领域，对此我希望我们都能找到相互交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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