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3年的10月,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题名为《》(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的书,其副标题为“A Chinese Book Of Life”---关于生命的中国之书。身在异方的国度,才加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这是我当时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任何能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开始读《金花的秘密》,就在这种研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也在其中发现了心理学的秘密,发现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
一、荣格与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科茨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维尔海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荣格这样说道:“事实上,我认为维尔海姆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荣格与维尔海姆:《金花的秘密》,美国纽约1975年版,第151页)而维尔海姆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维尔海姆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就从这里入手,来探索“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意义。
卡尔•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学家,1912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他创立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实际上已经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的原型理论,他的情结理论,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以及他的分析心理系体系,对于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国际著名汉学家,其中文名字为“”。维尔海姆是德国人,但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他1899年来中国,在青岛任教,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始回德国。但1922年又返回北京德国大使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任教。维尔海姆在中国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清末学者劳乃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于1922年在德国以德文出版。卡尔•荣格曾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并称其为维尔海姆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荣格是在20年代初期结识维尔海姆的,那正是荣格自己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荣格曾专门邀请维尔海姆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荣格与维尔海姆广泛地谈论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使荣格所感到惊讶的是,当荣格向维尔海姆介绍他自己对于无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时,维尔海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对于维尔海姆来说,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维尔海姆,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以上三处均引自《金花的秘密》第139-151页)
荣格深深敬佩于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梦•回忆•思考》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维尔海姆的印象:“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象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603页)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象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见《金花的秘密》第150-151页)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二、荣格与《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一书,是由维尔海姆与荣格合著而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维尔海姆对中国古文献《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及注释,以及荣格为该翻译所做的心理学的评论。这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是理解荣格与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荣格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维尔海姆和荣格,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Cary F. 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各个方面来满足我们的东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荣格的评论被放在该书的前面,然后是维尔海姆对翻译的注解,然后是翻译正文;后来在英译本中,荣格建议译者将原作放在前面,其次是维尔海姆的翻译注解,然后是荣格的评论。而Cary F.Baynes的英译本(1931),则是在荣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维尔海姆还专门撰写了“原文的心理与宇宙观”,以及“本书的起源”,对书中“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介绍。维尔海姆在其中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从老子、庄子和吕洞宾,来叙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渊源;并且分析了佛学与道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同以《易经》为基础的儒学与道家的关系等。在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以及与佛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在对本书中对“道”分析的同时,维尔海姆和荣格还分析了“阴阳”和“太极”,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及其象征。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说:“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那是在1928年,我从1913年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但是所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曾为此向诺斯替教等寻求帮助,但是都不能够如愿。---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着我在诺斯蒂教中长时间寻找,而劳而无获的东西。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的研究结果的好的机会”。(荣格《炼金术研究》美国纽约1983年版,第3-5页)荣格在其自传中还说,“1929年,我与维尔海姆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借助于对维尔海姆的翻译的评论,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中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禅坐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其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金花也就是道家的“内丹”,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或心灵现象;而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在其独特的评论中,荣格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洲人面对试图理解东方时的困难”。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或者说是透过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都必然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而从心理学入手,也就能够对于文化的理解,提供独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荣格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的概念,以及“道”的现象和思想。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是的,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维尔海姆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因为在笔者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本身,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三、荣格与中国文化
通过维尔海姆,通过《金花的秘密》,荣格与中国文化,已经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8月,笔者曾受邀参加在苏黎士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并作了关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发言与交流,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对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荣格曾为维尔海姆翻译的《易经》写序,同时也曾为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写序,为《金花的秘密》的英译本写序等等。就出现在心理学界的西文中国文化著作而言,其中许多都会与荣格发生关系,或是由荣格撰写序言,或是有荣格的评论,或是作者会引用荣格的理论和思想。实际上这已经是表明,荣格属于国际心理学界的“中国文化权威”,是西方社会中,以及国际心理学界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和转播者。
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荣格读《老子》,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之与“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石。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他认为维尔海姆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和真正的体验。“众人皆清,唯我独懵”,荣格自己的生活本身,实际上已经是道家思想之影响的象征和体现。道是生活,道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对道,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理解。1935年,荣格在其六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给大约二百名临床心理医师做了关于分析心理学的系列讲座,接连5个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和其思想的发展。荣格在其中的“第二讲”,与听众们进行讨论时,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见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页)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荣格曾讲述过这么一个例子:荣格与麦独孤是朋友,而麦独孤曾经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麦独孤曾问他的这个中国学生,“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荣格说,麦独孤的提问本身,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方式。麦独孤的学生向他反复解释了“道”的含义,但是麦独孤回答说,“我还是不能明白”。于是,这位中国学生带麦独孤走到阳台上,并问麦独孤,“从这里望去你看到了什么?”麦独孤说,“我看到了街道和房屋,还看到了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那学生接着问;麦独孤回答到“还有一座山”。“还有呢?”那学生继续追问;麦独孤说“还有吹拂的风”。这时,那中国学生挥了一下手臂说,“那就是‘道’”。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荣格对其听众说,这样,人们终于明白了,“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做“共时性”。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
在“道”之生活体验与理解启迪之外,最能说明荣格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要数《易经》了。《易经》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同时,通过东西方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易经》也对于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在结识维尔海姆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那是通过Legge的早期译本,荣格自己还对《易经》进行了心理学的实验。但是,当他得到维尔海姆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开始理解《易经》。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最伟大的贡献,便在于他对《易经》所作的翻译,以及他为其翻译所作的评论。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尽管《易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而弥新,至少对于那些真正理解《易经》的人是这样。正是维尔海姆,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带给了荣格,带给了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荣格说,维尔海姆所带给他的这种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不仅仅是通过翻译,而且是通过他本人在中国的切身体验,以及直接接触。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切身的体验。从1920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后来当他邀请维尔海姆在其主持的到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维尔海姆当场演示易经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在其自传中,荣格提到他与中国学者胡适的接触,也是由《易经》所引起的。荣格问胡适对于《易经》的看法,当荣格感到胡适并不象他那样热衷于《易经》时,荣格却在试图说服胡适来接受《易经》中的“预测力量”和对生活所发生的实际的影响。荣格说,“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旁观的崇拜者,或批评者;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体验到了《易经》中潜在的生命力”。(见《金花的秘密》,1975年英文版,第139页)
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融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做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