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迄今为止的探讨所得的结果是：我们已经在“自我的本能”和性的本能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前者施加趋向死亡的压力，而后者则施加趋向生命的延长的压力。然而这个结论的许多方面即使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肯定不令人满意的。而且，实际上我们只能赋予自我的本能以保守的、或更砌切地说是倒退的特性——一种与强迫重复相符合的特性。因为，根据我们提出的假设，自我本能是在当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刻产生的，它们要求恢复无生命的状态；而对于性本能来说，虽然它们确实重新产生有机体的原始状态，但它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所要达到的明确目的则是在于，使两个在某一特定方面有差异的生殖细胞结合起来。如果这种结合未能成功，那么它们便会随同多细胞有机体的其他成分一起死亡。只有依靠这样一种条件，性的功能才能延长细胞的生命，使它显得是永生的。可是，在通过性生殖而得到不断重复的生物体的发展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祖先——两个单细胞生物(protista)的结合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无法回答。倘若我们的整个论证结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将由此感到不胜宽慰。在自我本能或死的本能与性的本能或生的本能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对立，因此将不复存在；强迫重复也将不再具有我们已赋予它的那种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已经提出的一个假设，并且希望最终能够明确地否定它。我们已经从这个假设——所有的生物体都必定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死亡——中得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结论。我们所以如此随意地提出这样的假设，是因为它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假设。我们习惯于把它看作是一个事实。况且诗人们的大作又伎我们在思想上强化了这个信念。我‘们所以会采取这样一个信念，或许是因为在这种信念中存在着某种慰藉。如果我们必须自己去死，并且死亡首先会使我们丧失那些我们自己最钟爱的人，那么，服从于一个无情的自然法则，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必然性，总比屈从于某种本来或许可以避免的偶然遭遇要使人觉得好受些。可是，也许这种对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念只不过是我们“为了忍受生存的重负”而制造的众多错觉中的又一种错觉罢了。它肯定不是一种原始的信念。“自然死亡”对于原始人悬一个极其陌生的观念。他们认为，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由于某个敌人或某种魔鬼的影响。因此，为了检验这个信念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求助于生物学。
如果我们求助于生物学，我们便会不胜惊讶地发现，在自然死亡这一问题上，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分歧是如此之大。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事实上死亡的概念在他们的手中完全融化了。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平均寿命，这一事实有利于证明存在着由于自然的原因而导致的死亡。可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某些庞大的动物和某些巨形的木本植物具有很长很长的寿命，甚至直到目前还无法计算——，这个印象便会遭到否定。按照威廉·弗利斯(wilhelm F1iess)(1906年)的广义概念，有机体展示出来的所有生命现象(当然也包括它们的死亡现象)都与某些固定阶段的结束有关。这些因定阶段表明了两种生物体(雄性与雌性)对太阳年的依赖性。但是，当我们看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能够多么容易、多么广泛地改变生命现象出现时的日期(尤其是在植物界中)——促使它们提早出现或推迟出现，便会对弗利斯公式的确定性产生怀疑，至少会怀疑由他制定的那些法则是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在我们看来，魏斯曼(Weismann)的著作(1882年，188今年，1892年等)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对有机体的寿命和死亡问题的论述。正是魏斯曼，首次将生物体区分成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指狭义的肉体，也就是“躯体”，惟有这部分才是必定会自然死亡的。而生殖细胞则是潜在地永生的。因为它们能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发展出一个新的个体，或者换句话说，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来包裹自己(魏斯曼，1884年)。
这里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魏斯曼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意想不到的相似性，而魏斯曼的观点则是沿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达到的。魏斯曼，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考察生物体的。他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必定要死亡的，这便是躯体，即除去与性和遗传有关的物质的那部分肉体。另有一部分则是不死的，也就是种质。它关系到物种的存活，关系到再生。至于我们所研究的，则不是生物体，而是在生物体中起作用的力。这种研究结果使我们区分出两种本能：一种是引导有生命的物体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种是性的本能，这种本能始终致力于使生命获得更新。这个观点听起来很象是魏斯曼形态学理论的一种动力学上的必然结论。
然而，一旦当我们了解到魏斯曼在死亡问题上的观点时，便会发现上述这种表面上的有意义的一致性即刻丧失。因为他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的有机体联系起来，而在单细胞的有机体中，个体的细脑和生殖的细胞还只是同一个细胞(魏斯曼，1882年，第38页)。所以他认为，单细胞的有机体是潜在地不死的，而死亡只发生在多细胞的动物身上。的确，这种较高级的有机体的死亡是一种自然的死亡，是由内在的原因引起的死亡。但是，这种死亡并不以生物体的任何基本特性为基础(魏斯曼，1884年，第84页)，而且也不能被看作是在生命的本性中有其依据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魏斯曼，1882年，第33页)。死亡毋宁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适应生命的外部条件的一种表现。因为当肉体的细胞已被区分为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延长侄将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的有机体内发生了这种分化之后，死亡就成为可能的和有利的。从这以后，较高级有机体的躯体在某个固定的时刻便会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死亡，而单细胞生物则一直不死。在另一方面，生殖现象事实上并不是在有了死亡现象之时才在自然界中发生的，相反地，它是有生命的物体的一种基本特征，一如(它所由起源的)生长现象那样。生命从其最初来到地球上以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存在着(魏所曼，1884年，第8斗页以后)。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以这种方式承认较高级有机体有自然的死亡，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倘若死亡是有机体后来才有的现象，那么就不可能说，从地球上最初有生命的时候起就存在着死的本能。多细胞的有机体可能会死于内在的原因，会因为不健全的分化或者因其本身新陈代谢中的某些缺陷而死亡。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没有什么意义。再说，这样一种对死亡的起源的解释同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比起那种关于“死的本能”的陌生假设，要小很多了。
由魏斯曼的假设而引起的讨论，依我之见，在各方面都末银产生结论性的结果。某些作者回到了戈特(Goette)在1883年的观点。戈特把死亡看作是生殖的一种直接后果。哈特曼(在他1906年写的著作的第29页上)并不把一个“死去了的肉体”(即生物体中死去了的那部分)看作是确定死亡的标准，而是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在这种意义上，原生动物也是必死的。在原生动物中，死亡始终是与生殖同时发生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搞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上一代原生动物的整个实体可以被直接传递给年幼的后代。
此后不久，人们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单细胞有机体做实验， 以检验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位名叫伍德拉夫(Woo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用一条纤毛虫作了这种实验。纤毛虫是一种游动微生物(sliPPer—aoimalcule)，它是通过分裂生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繁殖的。伍德拉夫的实验一直进行到第三千零二十九代纤毛虫(这时他中断了实验)。在实验中，他把每一次分裂后的两个个体中的一个分离出来，将它放置在清水中，这个第一代游动微生物的遥远后代与它的远祖一样生命力旺盛，而且毫无衰老或退化的迹象。因此，如果这类数字可以证明什么的话，那么单细胞生物的不死性仿佛是可以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然而，另外一些实验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莫帕(MauPas)卡尔金斯(Calk5ns)和其他一些人的实验结果与伍德拉夫的完全相反。他们发现，经过一定次数的分裂之后，这些纤毛虫逐渐变弱，体形缩小，并且由于丧失了某些组织而衰竭起来，最后就死亡了。除非对它们采取某些补救措施，才可能挽回这种局面。要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完全象较高级的有机体那样，经过了某个衰老阶段之后，便归于死亡。这样一来，就与魏斯曼的断言——死亡是有生命的机体后来才有的现象——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通过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总结，我们获得了两个事实，它们好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第一个事实是：如果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身上出现衰老现象之前，能够相互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能够相互“接合”(然后再立即重新分离开束)，那它们就可以免于衰老，而且会变得“重新健壮”起来。接合，无疑是高级生物有性繁殖的前驱，不过这时它与繁殖还没有什么联系，还仅仅限于两种个体的物质的混合(用魏斯曼的话说是“两性融合”)。但是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由联结作用而产生的补救效果。如使用某些刺激剂，改变供给它们养料的液体的成分，升高它们温度或者将它们加以摇晃。我们还记得由J．洛布(J．Loeb)作过的著名实验。他在实验中使用一些化学刺激物，在海胆蛋中弓t起了细胞分裂——这是一个通常只是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过程。
第二个事实是：纤毛虫仍然可能会死于一种自然的死亡，这种自然的死亡是它自身的生命过程的结果。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之间所以会有矛盾，其原因在于，伍德拉夫为每一代纤毛虫提供了新鲜的营养掖。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使会观察到其他实验者所看到的那种衰老现象。他得出结论说，微生物是被它们排入周围液体中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所伤害的。因此，他能够作出如下结论性的证明：对于这种特殊的微生物来说，惟有它们自身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对它们具有致命的影响。因为，同一种微生物如果挤居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必定死亡，但是在那种其他远族生物所排泄的废物已达过饱和状态的溶剂中却繁茂兴旺。因此．一条纤毛虫，如果让其独处，它就会由于不能彻底地排清它自己新陈代谢的废物而自然地死亡(这种缺陷或许同样也是一切较高级动物死亡的最终原因)，
至此，在我们的头脑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以设法解决自然死亡的问题，我们是否达到了什么目的?对我们来说，这些生物原始组织的某些重要状况可能是无法观察到的。虽然这些状况事实上也存在于这类生物身上，但是它们只有在高级动物身上才是可见的，因为在高级动物身上它们获得了形态学的表现。倘若我们放弃了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在原生动物身上能否发现自然死亡现象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全然无关紧要的问题了。那种后来被人们认识到是不死的实体，在原生动物中还末与那部分必死的实体分离开来。那种力求引导生命走向死亡的本能力量或许从一开始就在原生动物身上起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可能被那股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了，以致人们极难找到它们存在的任何直接证据。况且，我们已经看到，生物学家们的观察结果允许我们认为，这种导致死亡的内在过程的确也存在于单细胞生物身上。即便单细胞生物最后被证明从魏斯曼的意义上说是不死的，那么魏斯曼关于死亡是后来才有的现象这一论断也只能适用于说明死亡的显著现象，而无法否定关于向死亡的趋向过程的假定。
这样看来，我们的期望——生物学也许会宜截了当地否定有死的本能的存在——还是落空了。如果我们还有另一些理由去研究死亡本能存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这样做。魏斯曼对躯体和种质的区分理论，以及我们将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加以区分的理论 这两者之间的惊人相似性继续存在着，并且其重要性依然不减。
我们可以暂且停一下对这种关于本能生命的卓越的二元论所作的探讨，来看一看赫林(E．Her5n8)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生物体中一直有两种始终在发生作用的过程。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个是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我们是否敢说，在生命过程所采取的这两个方向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不管怎样，总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存在，我们不能对它们—无所知。这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叔本华的哲学领地；在叔本华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并且因此可以说是生命的最终目的”，而性的本能则是生的愿望的体现。
让我们大胆地尝试着再前进一步。人们一般认为，许多细胞结合成一个有生命的联合体是有机体的多细胞特点，这种结合已经变成了一种延长这些细胞生命的手段。一个细胞帮助保存另一个细胞的生命，而即使当单个的细胞不得不死亡时，细胞的联合体则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我们已经知道，接合，亦即两个单细胞有机体的暂时结合，能在这两个有机体身上产生保持生命和使其恢复活力的效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中已经取得的力比多理论来说明细胞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活跃在每一个细胞中的生的本能或性本能将其他的细胞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们在这些细胞中能部分地抵销死的本能(即由后者引起的过程)的作用，以此来保持这些细胞的生命。而另一些细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它们的。此外，还有一些细胞则成为力比多功能发挥作用的牺牲品。生殖细肋本身的行为则完全采取一种“”的形式——这是一个我们通常在神经症理论中使用的习惯用词，用以描述一个完整的个人：他在他的自我中保留着他的力比多，而丝毫也不让力比多在对象性贯注中消耗。生殖细胞要求有它们自己的力比多，也就是要求有它们自己的生的本能的活动作为一种潜力的储备，用以应付它们日后重大的建设性活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把那些破坏机体的恶性瘤细胞形容成是自恋性的。病理学打算把这种恶性瘤的胚芽看成是内在的，并且赋予它们胚胎学的特征)。从这一方面看，我们所说的性本能的力比多相当于诗人和哲学家眼中的那种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
因此，这里我们有机会回顾一下力比多理论的缓慢发展。起初，对性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们注意到，在那些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和另一些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因而临时称作“自我本能”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对立。在所有这些本能中，最重要的位置自然是给了服务于个体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要指出在这些本能中还能作其他一些区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对于构成一个真正的心理科学的基础来说，大致地把握住各种本能的共同特点和可能存在的差别特征，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了。我们当时是在黑暗中摸索——但也并非在心理学领域中尤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断定有多少种本能或“基本的本能”存在，并且用这些本能来玩弄拼凑理论的把戏，就象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用他们设想的四种元素，土、空气、火和水来拼凑他们的哲学理论一样。精神分析不可回避地要对本能问题作出某种假定。它最初遵循的是对本能的通行的区分，即以“饥饿和爱”这种词语为代表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中至少没有武断的成分；而且精神神经症的分析工作正是借助于这种区分才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事实上，“性”的概念和性本能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用它解释许多不属于生殖功能的现象。这一作法在一个严肃的、道貌岸然的或只不过是虚伪的世界中引起了偌大的骚动。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在这样的时刻展开的：精神分析摸索着向前发展，逐渐认识到了心理学的自我。最初，只是把自我看作是一种压抑的、稽查性的、能建立保护性结构和反相形成的力量。其实，善于批评和富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早就已经在反对把力比多概念仅仅理解为一种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的能量。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取得这一高见的，也没有从这一高见中推出任何精神分析可加以利用的知识、精神分析更加小心谨慎地向前探索着，它观察到了使力比多脱离对象而转向自我(即内向过程)的规律性，而且通过对儿童的最早阶段的力比多发展现象进行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我是力比多的真正的、原本的储存器。力比多只有从这个储存器出发，才能被扩展到对象身上。这样一来，自我在性的对象中便找到了自己的地位，并且立即获得了在它们中间的最重要的地位。以这种方式存在于自我中的力比多被描述为“自恋性的”。从这些词语的分析的含义上讲，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当然也是性本能的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很自然地把它等同于其存在一开始就得到承认的那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样一来，自我本能和性的本能之间的那种最初的对立，便被证明是不适当的。人们发现，自我本能中有一部分成分是具有力比多性质的，而性本能——可能还有其他本能——是在自我之中起作用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以前的观点，即认为精神性神经症由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观点，今天依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只是在于：以前是把两种本能之间的差别看作是性质上的差别，而现在则应把这种差别看作是形态学上的差别。此外，尤其是这样一个观点仍然正确：精神分析的基本课题——移惰性神经症是由自我和力比多所贯注的对象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
但是，既然我们想要进一步大胆地将性的本能看成是爱的本能——万物存在的维护者，把使身体细胞相互联结的力比多储存看成是自我中的自恋性力比多的源泉，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自我保存的本能所具有的力比多特征上。不过，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又突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自我保存本能也具有一种力比多的本性，那么是否除了具有力比多特性的本能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其他本能了2不管怎样，我们确实没有观察到其他的本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格最终不得不同意这样一些批评者们的意见，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在用性来解释一切事物。或者我们将不得不同意如荣格(Jung)这一类创新者的意见，他们曾作出一个颇为草率的判断，即用“力比多”这个词来代表普遍的本能的力。难道不能如此认为吗?
无论如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产生这样一种结论。我们的论证以一种十分明确的区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即明确地区分自我的本能(即我们所说的死的本能)与性本能(即我们所说的生的本能)。(我们在某个时候曾打算把所谓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包括到死的本能中去，但是后来我们纠正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这样做。)我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二元论的；而今天，既然我们不把两种本能间的对立看作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而是看成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那么我们的二元论就比以前更明确了。相反地，荣格的力比多理论是—元论的，他把他的唯一的本能的力称作5A比多”，这种做法必定会造成混乱，不过在其他方面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怀疑，在自我中起作用的并非那些自我保存本能，而是另一些本能。我们应该能够将它们揭示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对自我的分析研究工作的进展是如此地缓慢，竞使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可能是这样的状况：自我中存在的那些具有力比多特性的本能也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另一些我们还未认识的自我的本能联结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自恋的问题时，精神分析理论家就已经认为，“自我的本能”带有一些力比多的成分。但这是非常投有把握的可能性，甚至连我们的对立派也末把它们放在眼里。困难依然是在于，精神分析理论迄今为止还无法使我们指出，除了力比多的本能之外，还有其他的“自我的”本能存在。不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同意事实上没有其他本能存在的理由。
鉴于目前在关于本能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的模糊不清的状况，拒绝可能对于本能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的观点，就是不明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现在，对象爱这个现象本身给我们提供了第二个类似于两极对立的例子，这两极便是爱(或钟爱)和恨(或侵犯)。要是我们能成功地把这两极相互联系起来，并且能从—极导出另一极来，该有多好啊!从—开始，我们就已认识到，在性的本能中有一种的成分。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它能使自己保持独立状况，能以一种性变态方式来控制一个人的全部性活动。它也能作为一种主要本能组元而出现在我称作“前性器恋期”中。然而这种以伤害对象为目的的施虐本能何以能由生的本能所产生，即由生命的保护者所产生呢？如果假定这些施虐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死的本能，它们是在自恋性的力比多影响下被迫离开自我的，以致最后只能在与对象的关系中出现，那么，这种假定难道会毫无道理吗7此时这种施虐的倾向开始有助于性功能的发挥。在性心理发展的口欲朗中，在性方面取得对一个对象的控制的行为是与该对象的攻击相一致的，后来，施虐本能分离出来，最后在以性器恋为主导阶段，为了生殖的目的开始具有制服性对象以达到进行性行为的作用。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被迫离开自我的施虐性倾向已经为性本能的力比多成分指明了道路，后者就是跟随它才到达对象身上的。凡是在最初的施虐倾向没有经过缓和或混合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在性生活中存在着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既爱又恨的矛盾状况。
如果以上假定是允许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形成—个死的本能的例子(虽然这里死的本能实质上已被置换)。不过，这种看事物的方法很难把握，而且确实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的这种做法看上去仿佛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寻找一条摆脱极度窘迫境地的出路。但是，我们回忆一下，便可知道，在这类假定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这种窘迫境况出现之前，我们早就提出过一个这样的假定。那时，临床观察使我们认为：必须把施虐倾向的补充现象——倾向的那部分本能看作是一种已经转向主体本身的自我的施虐倾向。可是，在从对象转向自我的本能和从自我转向对象的本能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别。后一种本能正是眼下讨论的新问题。受虐倾向——施虐本能朝主体自身的自我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向本能发展史上的—个较早阶段的回复，它是一种迟行现象。以前人们对受虐现象所作的说明在有些方面太笼统，因此需要作些修正：或许存在着一种初级的受虐倾向，这就是当时我曾竭力为之争辩的一种可能性。．
可是，让我们还是回到自我保存的性本能上去吧。在单细胞生物身上所作的实验已经表明，接合，也就是两个随后就立即分离而不导致细胞分裂现象发生的个体的结合，在这两个细胞细胞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巩固生命并且恢复活力的效果。①在后来繁殖出来的后代身上，并没有表现出迟化的迹象，而且仿佛能够对自身新陈代谢的有害效应产生一种更为持久的抵抗作用。我认为，同样也可把这—个观察结果看作是由性的结合而产生的效果的典型事例。但是，两个仅有些微差别的细胞相互结合之后，何以能导致这样一种更新生命的结果呢?使用化学的乃至机械的刺激来代替原生动物结合的实验(参见利普许茨1914年)，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这种结果是由注入了新的刺激量造成的。这一点十分符合如下假设：个体的生命过程由于内在的原因而导致某些化学张力的消失，也就是说导致死亡。但是，与另一个不同的个体的生命物质结合之后，这种张力便可得到增强。这种结合引入了一些我们可称之为新的“活力差异”的东西，它们被引入之后必定成为维持生命的基础。对于这种差异，自然有某种或者许多种理想的解释。在心理生活中，也许可说是在普遍的神经活动中，占优势的倾向是：努力使那种因为刺激而产生的内部张力减弱，或使其保持恒定，或将其排除(用巴巴拉。洛[1920—年，第73页]的术语说是“涅柴原则”)。这种倾向表现在中。②而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便构成了我们相信有死的本能存在的最有力的依据之一。
可是，我们仍然感到，下述事实阻碍了我们的思想线索：我们无法将强迫重复的特征(正是强迫重复最早使我们想到去探究死的本能的存在问题)归之于性本能。胚胎的发展过程明显地充满了许许多多这一类的重复现象，进行有性生殖的两个生殖细胞以及它们的生命文本身就只不过是对有机体生命开端状况的重复。但是，性生活旨在达到的那个过程之本质，乃是两个细胞体的结合。惟有这种结合才保证了高级有机体中生命物质的不死性。
换言之，关于有性生殖的起源以及一般的性本能的起源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可能吓退一个门外汉的难题，但也是专家们自己迄今也还未能解决的难题。因此，我们将只是从众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中，挑选出那些看来与我们的思想线索有关的内容，来作一个最简要的概述。
在种种观点和见解中，有一种观点试图通过把生殖看作是生长的一部分现象(试比较分裂繁殖、抽条或萌芽繁殖的现象)来消除生殖问题的神秘性。由不同性别的生殖细胞所进行的生殖，其起源可以按照正统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描绘，即假定两个单细胞生物在某个场合偶然结合而达到了两性融合，而这种两性融合的优点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根据这种观点，“性”并不是什么非常古老的现象，而那些旨在导致性的结合的极端强烈的本能不过是在重复某种以前曾经偶然发生、而从此就由于它的优点而被确立下来的过程。
这里如同在前面讨论死亡的问题时一样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只是把那些实际表现出来的特性归之于这些单细胞生物时，我们的作法是否正确?当我：们认为那些只是在高级有机物中才可观察到的各种力和过程最初是在这些单细胞生物身上形成的时，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刚才提及的关于性欲的观点，对于达到我们的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或许会对这种观点提出如下反驳：它假定了生的本能早已存在于最简单的有机体之中，因为不然的话，接合，这样一种违背生命历程并阻碍死亡发生的作用就不会被保存下来和进一步发展，相反它会被避免。因此，如果我们不打算抛弃关于死的本能存在的假设，那就必须断定，它们从一开始起就是与生的本能联系在一起。不过，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着解i道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的难题。
除去这些内容之外，关于性欲的起源问题，科学几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知识，因此我们可以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比作是这样一种黑暗，它简直连一线假设的光都从未透进去过。然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我们例确实遇见了这样一个假设，不过它看上去是那样地离奇，完全象一个神话而不象是一个科学的说明。如果它不是正满足了我们想要满足的一个条件的话，我是不会在此斗胆将它列举出来的。因为它认为，产生本能的原因乃是一种恢复事物某种最初状态的需要。
我，这里欲列举的就是柏拉图在《会宴篇》中借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之口提出的那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谈及了性本能的起源问题，而且还讨论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演变。“原始人的本性并不是象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最初有三种性别，不象如今只有两种性别。这三种是男性、女性、以及男女混合性，l…”在这些原始人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双重的，他们有四只手，四条腿，两张脸，两个生殖器，其他部分也是如此。后来，宙斯决定把这些人劈成两半，“就象为了便于剔核把山梨果切成两半那样”。人被分成两半之后，“由于每一半都十分向往另一半，于是它们就聚合在一起，相互间拼命地挥动着手臂，仍然渴望长成一个人。”
我们是否可以遵循这位诗人哲学家的启示，来大胆地假设：生物体在获得生命的那一刻被撕成许多微小的碎块，而这些碎块从此就一直竭力想通过性本能重新聚合起来?是否可以假设：这些一直具有无生命物质的化学亲和力的本能，在经过了单细胞生物的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成功地克服了由某种充满了危险刺激(即迫使它们形成保护性皮层的刺激)的环境为这种重新聚合的努力而设置的困难?可否假设：生物体的这些零星的碎片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成为多细胞生物的条件，而最后则以最高度集中的形式把要求重新聚合的本能传递给生殖细胞？——不过，在这里，我认为中断的时刻到来了。
但是，还须附带作一些批判的思考。也许有人会问，对于上面提出的这些假设，我本人是否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倘若相信，又相信到何种程度。我的答复将是：我连自己也还没有被说服，我也不想说服他人去相信这些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还不清楚自己对这些假设的相信程度。在我看来，信服，这样一种情感的因素，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要搀杂到这个问题中来。一个人出于纯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如果读者愿意的话，作为一个不受魔鬼左右的攻评者，完全可以一头扎入某种思想行程中去，依次了解它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我并不想反驳如下事实：我这里在本能理论的进展中所迈出的第三步，不能断言与前两步有同等程度的确实性。前两步是，将性欲概念加以扩展和作出关于自恋的假设。因为这两个创见是直接从观察向理论转化而来的，所以它们的错误可能性并不大于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的理论。我关于本能具有退行的特征的观点确实依据于观察得来的材料，即依据于许多强迫重复的事实。不过，很可能是我过高地估计了这些事实的意义。而且如果不是不断地将事实的材料与思辨的、因而远离经验观察的材料结合起来，要继续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构造一个理论的过程中，越是频繁地进行这种结合，如我们所知，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越发不能令人相信。但是，理论的不确实程度是无法指出来的。一个人或是幸运地猜准了，或是颇不体面地走上了歧途。我以为，在这一类事情中，所谓的“直观”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直观，依我之见，似乎是一种理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产物。然而不幸的是，当涉及根本性的事物时，当涉及科学和生活的重大问题时，人们简直无法做到丝毫不持偏见。在这种场合，我们每个人都板一些根深蒂固的内在偏见所左右，我们的思考也不自觉地受到这些偏见的影响。既然我们已经拥有如此充足的理由来表示我们的怀疑，那么，我们对自己在评论某种理论时所下的结论最好是持一种冷静的仁慈态度。不过，我立即要补充一句话，即奉行这样—种自我批评的态度并不是要人们对不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见解采取任何特别宽容的态度。下例做法依然是十分合理的，即断然否定那些从—开始就与对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分析相抵触的理论，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也只有暂时的合理性。
在审定我们对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认识时，我们不必为其中出现的那些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过程而深感不安。这些过程就是某种本能驱逐另一种本能，某种本能从自我转向对象等类现象。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在表述问题时不得不使用一些科学的术语，也就是说，使用一种心理学特有的比喻性的语言[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深蕴心理学特有的语言)。不使用这些语言，我们就根本无法描述以上那些过程，而且实际上也就不可能认识这些过程。倘若我们已经能用生理学或化学的术语来代替心理学的术语，那么在我们的描述中所存在的缺陷或许会消失。其实，生理学和化学的术语也不过是某种比喻性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它们早巳为我们所熟悉，同时也可能更简洁一些罢了。
在另—方面，必须十分清楚地指出，由于不得不借助于生物科学来说明问题，这就使我们的观点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成分陡然增长。生物学真可说是一片布满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可以期待它提供十二分惊人的知识，但我们无法猜测，几十年后它会对我们向它提出的问题给予何种答案。也许会是这样一些答案，它们可能一举摧毁我们人为地构造起来的整个假设大厦。要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追问道，为什么我还采取眼前的这种思想路线，尤其是为什么我还决定将它公之于众。是的，因为我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在这种思想路线中存在着的种种类比、相关和联系很值得我们思考一番。
以下使用的术语“单细胞生物”(protista)和“原生动物”tprotozoa)，好象并不是指单细胞的有机体；英译本遵照原文
这个词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发表的著作中。
这句话引自席勒的《墨四本的新娘》
参阅哈特墨(Har恤snn)1900年、利普许茨(Ltp：ch记ts)1914年和乡弗莱因(Dofle5n)1919年的有关论述。
为了便于理解这些和以下的内容，请乡阅利苔许茨(1914年写的若饰中的策26灭和自第l 2页起)的论述。
参阅《叔本华全集》许布舍尔(Hubscher)编，1938年，策5卷，第236页。
这句话是弗洛伊箔1921年增加的。
例如可参阅弗洛伊德在《论视觉的心因性障碍》(1910年5)中关于这种对立的说明o
弗洛伊镕在他的论自恋性的论文(1914年c)第1节中，充分地展开了对这个观点的论述。但是在他后来写的《自我与本我》(1923年b)一书的第三章篇首部分的脚泣中，体纠正了这个观点，招卒我看作是“力比多的大量储存器”。
参阅我的论自恋性的文章(1914年c)中第1节的内容。
这商句活是1921年增加的。
在第一版少，弗洛伊德只是说：“借用阿德莱尔(Adler)(1908-----)的术语来说，就是通过本能的‘聚集’。
我在190I年发表的《性欲理论三讲》的第一版中，就已经这样认为了。[参阅《标准版全集》第7卷第117页以后
这些论述预示了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b)一书的第4章中关于本能“结合”的讨论内容
参阅我的《性欲理论三讲》(1905年d)标准版全集》，第7卷第158页]和《本能及其变化》(191l年c)。
扎皮绷‘施皮尔赖思(Sabina Spielrein)(1912年)曾在一篇富有教益的、饶有兴味的论文中须见到了这些论点中的许多内容。但遗憾的是，我对该文的全部内容并不很清楚。她在该文中把性本能的施虐部分看作是“破坏性的”。斯特克(A．St5rke)(1914年)曾再次试图将力比多概念和关于一种趋向死亡的动力的生物学概念(它是基于理论根据而提出的)等同起来。也可参见兰克(Bsnk)的论述(1907年)。所有这些讨论，包括本书中的讨论，都表明需要澄清那个至今还未完全形成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本人后来对破坏性本能作的讨论可参阅《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a)第6章9)
尽管魏斯受(1892年)也否定这种优点，他说：“受精决不等同于生命活力的恢复或更新，也不能把它君作是为使生命延续而必定发生的现象；它不过是使两类不同遗传倾向能够相互混合起来的一种安排。”[英译本，1893年，策231页]不过，他相信这类混合作用台增强该有机体的变异性。
参阅乔威特(J。Wett)英译本。这个脚注是1921年增加的．]我必须感谢维也纳的海思里奇，戈姆佩尔茨(Heinrich Gomperz)教授，因为，以下关于柏过图神话来源的讨论，一部分内容是引用了他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奥义书中也B经可以发现内容基本类似的理论。因为我们发现在婆哩坷陀闻兰若边奥义书(Brjhad6ranyaka—upanishad)的第l、4、3章[马克斯—米勒(Max—Miiller)的英译本第2章，第8l页以后]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它描述了世界从我(Atman)中产生的情况，“然而，他并没有感到快乐，一个孤独的人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他希望能有第二个人出现，他作为男人和女人的组合体是显得那样庞大，结果他使他的自我一分为二，于是产生了丈夫和妻子。因而雅各那吠库阿(说16我们俩各自都象半个贝壳，所以中间那空旗就要妻子来填补。”
哩坷冈阿兰若边奥义书是一部最古老的奥义书。3据老资格的权威考证，它的年代最晓不超过约公元锡800年。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不敢断然否定柏拉图的神话来源于——即使仅仅间接地来源于——印度的可能性，因为，在轮回说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是，即使这种渊源关系[即最初以毕达哥拉斯学泥为媒介的渊源关系)摄以成立，这两种思想之间具有一致性的置耍意义也不会被减小。因为如果这个故事不是由于包含某些真理而使拍拉图为之所动的话，他是不会采纳这样一个以某种途径为他历知的来自东方传说的故事的，更谈不上会给它以如此重要的地位。 。
在一篇系统地考察相继固时代之前的这条思想线索酌论文中，齐格勒(ziegler)(1913年)认为这条思想线索起源于巴比伦。[弗洛伊德在他的《性欲理论乙讲》中，巳谈及了伯拉图的这个神话。参阅《标准版全集》第7卷策136页.
在此我要补充几饵话，来澄清我们的一些用语。在这本著作的叙述过程中，这些用语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们一开始是从性本能与性的关系以及与生殖功能的关系来认识“性本能”的性质的。由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发现，我们不得不使性本能与生殖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所削弱，但我仍仍然保留了性本能这个名称。由于提出了自恋性力比多的假说，由于将力比多摄念引伸到解释个体细胞， 我们就把性本能转变成了爱的本能(Eros)，这种爱的本能旨在边傻生物体的各部分趋向一体，并且结合起来。我们把人们通常称作性本彪的东西看作是爱的本能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的目标是指向对象的。我们的霍法是，爱的本能从生命一产生时便开始起作用了。它作为i种“生的本能”来对扰“死的本能”，而后者是随着无机物质开始获得生命之时产生的。这些君法是想通过假定这两种本能一开始就相互斗争来解开生命之谜。[以下的内容是1921年增加的]也许要理解“自我的本能”这一摄念所经历的转变过程并不太容易，起初，我们用这个名称表示所有与以对象为目标的性本能相区别的本能的倾向(关于这类本峻的倾向，我们当时还没有更深的了解)。而且我们把自我的本能来同以力比多为表现形式的性本能对立起来。之后，我们对自我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从而认识到“自我本能”的一部分也具有力比多的特性，并且它以主体本身的自我为对象，因此这些自恋性的自我保存本能也应被包括在力比多的性本能范围内。这样一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朗校转交成自我本的和对象本能之间的对立。这两种本能都具有力比多的性质。然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它取代了原来的对立，这便是力比多(自我和对象)本能和其他一些本能之间的对立，据推酗，这后一种本能是存在于自我之中的，实际上成许可以从破坏性本能中观察到。我们的观点是招这种对立转变成生的本能(爱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