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式原物
·福柯曾指出哲学本就被烙上了“反主义”的印痕。自以来的所有哲学家，都在竭力拉开同柏拉图的距离，并以此确立他们（各自）的思想。同样地，近两百年来，人们则从对黑格尔，从对“泛逻辑主义”化身的怪物（现实的总体辩证中介，理念自身运动中的现实完全解体）的叛离中来界定各自的哲学。为了更广泛地对抗这头“怪物”，出现了多种挑衅的尝试；比如说某些规避了概念中介（性）的要素，某些突显于“后黑格尔主义”三大颠倒中的姿势，以“意志的非理性深渊（谢林）”、“个体的悖论性生存（祁克果）”和“生活的生产过程（）”为名来反对理念的绝对主义。即便是紧跟黑格尔的阐释者，也会拒绝擅自闯入建构了绝对知识的边界。因此，让·伊波利特坚持认为后黑格尔主义的传统通过某种空洞的重复、摧毁理性进程的框架等方式，允许了历史—时间进程中不可还原的开端口……但简单说来，这些同黑格尔体系的每种都不过是同一种论调，即“我知道啊，但又怎样？”（比如，）“我们都知道”，黑格尔强调了行为的基本对抗性、主体的去中心化等；“但又怎样”……这些分裂终究会在“终结了所有缝合口的绝对理念”的中介中被克服。绝对知识的位置、最终的和解，在此处扮演了黑格尔式原物的角色：一头既恐怖又荒谬的怪物，人们对它最好敬而远之；它是一只既不可能（绝对知识当然是不可达到的，一种不可实现的理念）又被禁止的怪物（绝对知识必须被避免，因为它以“概念的自我运动”相威胁要扼杀生活的丰富性）。易言之，在黑格尔所影响的领域中，任何界定自身的尝试都要求一个被阻碍的认同点——（在那里）原物必须被牺牲……
对我们而言，黑格尔“泛逻辑主义者”的角色——他吞噬并扼杀具有特殊性的生命实体——只是其批评者们的实在界（意义上的实在界）：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位置之建构（一只与黑格尔本人无关的怪物），但为了证明我们对那些批评者们带有否定意味的参考，即我们在距离化上所做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它仍必须被假定为前提。后黑格尔主义者在绝对知识“这头怪物”面前所感到的恐惧来于何处？通过其迷人的在场，幻象的建构掩藏了什么？答案是：一个洞，一个空位。辨认这个洞的最好方式就是借拉康来解读黑格尔，也即是说，通过拉康主义大彼者中的欠缺，通过对抗“意义自身表达过程”的创伤性空位来解读黑格尔。从这种角度看，绝对知识就是——拉康在对合格（过程的最后时刻）的描划中所提及的——“体验到大彼者之中欠缺”的黑格尔式名称。“根据拉康的著名判定，如果萨德给我们提供了康德的真理，那么正是拉康本人让我们接近了‘概括黑格尔辩证法整个运动’的基质：康德同萨德，黑格尔同拉康。”因此人们会问，黑格尔和拉康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如今，情况似已明朗：虽然没人否认拉康对黑格尔欠了些债，但有人仍认为对黑格尔的所有参考被限制于特定的理论引借中，而且被约束于拉康著作中清晰可辨的阶段。从1940年代晚期到1950年代早期的这段时间内，拉康尝试通过一种“对欲望的承认”和/或“对承认的欲望”的主体间逻辑去阐述精神分析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拉康非常谨慎地保持着他同封闭的黑格尔体系，同完整的且在自身之中封闭的绝对知识的距离，而这种绝对知识同一种不可达成且完美无瑕的辞说理想相联。但到后来，随着“非全部”的逻辑和“被划杠的大彼者（A）”的提出（便）修正了当初（即从1940年代晚期到1950年代早期）对黑格尔的旧式参考。人们能够设想一个比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封闭的“圆圈之圆圈”）和拉康被划杠的大彼者（“绝对空性的知识”）之间的对立更为冲突的对立吗？拉康难道不正是黑格尔最卓越的反对者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于，对拉康所欠黑格尔的债务所进行的最集中批评却是：由于将文本传播限制在“目的论循环中潜隐的”黑格尔主义内，拉康仍然是石祖中心主义的囚徒……对于这样一种批评，某些拉康主义者们想必是能够作出回应的：没错，（就是）通过强调拉康主义同黑格尔主义的决裂——试图通过强调“拉康不是也从未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而艰难地拯救拉康。但现在，是时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并处理）这个争辩了：即以一种原初的方式来表述黑格尔同拉康之间的关系。按照我们的观点，拉康在根本上就是黑格尔主义者，但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拉康的黑格尔主义（身份/内容）固然不在人们所期待的地方——即在他对黑格尔的公开参考中——，而是精准地存在于其教学的最后阶段：他的“非全部”逻辑中，以及在他对“实在界”和“大彼者之欠缺”的强调中。相互地，对黑格尔的拉康式解读提供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于（通常所认为的）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者”形象。这便使“能指逻辑学”的黑格尔，使“被表述为核心空洞之重复实证化的自我指涉过程”的黑格尔为人们所见。
这样的解读势必影响这两个术语的定义，故而它也将解放出一位从泛逻辑主义和/或历史主义的残余中走出来的黑格尔，一位能指逻辑的黑格尔。因此，这种解读使明晰地把握“拉康教义中最具颠覆性的内核——大彼者的构成性缺陷”成为可能。这就是在根本上我们的观点是“交互式”的原因：发展出一条“不包含其对立面”的肯定思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已被提及的关于黑格尔的那些常识那里，亦即黑格尔思想作为封闭的‘理性帝国主义’绝佳明证，概念的自我运动扬弃了物质过程的所有差异性和分散性。这样的老生常谈在拉康那里亦能被发现，但它们却通过另一种观念的黑格尔被伴随，这种观念的黑格尔在拉康的明面陈述中发现不了——基于这此因，人们沉默地错过了这些陈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在我们看来，拉康“并不知道在哪一点上他是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是被契刻于科契夫和伊波利特（黑格尔研究）的传统中的。正因如此，为了表述辩证法和能指逻辑学之间的关联，串联起“拉康对黑格尔所做全部明确参考”的过程就是必要的。[……]
二、符号界的三个阶段
只有在澄清黑格尔辩证法和能指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方可在拉康那里确定“黑格尔主义”的位置。让我们列出拉康符号性进程的三个连续阶段。
第一阶段，即“精神分析中言说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阶段，把语音放在言说的主体间维度上：言说是主体间欲望承认的中介。这一阶段中的主导论题是作为“历史化和符号性认识”的符号化（进程）：症状也好、创伤也罢都是苍白的、空洞的，是主体符号宇宙的“非—历史性”空间。因此，精神分析“（要）在符号界中认识并领悟”这些创伤的踪迹；也要在符号宇宙中，在事后，回溯性地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基本上，这里残留着一种类似于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语言概念：分析的目标在于“经由‘实言’去生成对欲望的承认”，在于“在意义的宇宙中去整合欲望”。在典型的现象学式方法中，言说的秩序被等同于意义的秩序，而分析本身则在这样的层面发挥作用：“所有的分析体验都是一种意义的体验”。
第二阶段，则体现在对《失窃的信》所作的阐释中；第二阶段是以某种方式对第一阶段所进行的补充，正如语言是对言说的补充那样。它把重点放在一个具有封闭性、差异性、共时性结构的能指秩序上：能指结构以一种毫无意义的“自动性”发挥作用，（而）主体是臣服于这一结构的。因此，言说和意义的历史性秩序受制于一种无意义性，即能指的自动性，受制于一种产生意义效果的差异化和形式化游戏。“运作游戏”的这种结构被想象性关系所隐瞒——在那里，人们处于“L图示”的水平上：
“诚然，我们也认识到了来自想象界之浸染的重要性，它们存在于给出符号链表象的那些局部化的符号取舍中。但我们仍然坚持，正是那条特定的法之链条主宰着精神分析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对主体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排斥，压抑，否认本身——（它们）随着特定的强调来指明相应的效果，这些效果忠实地按照作为想象性要素的能指置换（Enstellung）来呈现，由于它们的惰性，它们只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阴影和反思的角色。”
如果第一阶段是“现象学的”，那么第二阶段则更多地是“结构主义的”。第二阶段的问题是主体——“不可还原为想象性自我”的能指主体——在根本上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存在着想象性自我，它处在盲目和误认的位置，就是说，处于a-a’轴的位置；另一方面，主体完全地服从于（符号性）结构，它是无剩余的异化，以及在此意义上的去主体化：
“随着进入‘符号性功能操作’的阶段，在其最激进、最绝对的运作维度上，它终将相当彻底地取消个体的行动；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涤除了他同这个世界的悲剧关系……此后事件的核心便是理性的功能，主体从最初的感动中发现他自己所成为的不过是一颗棋子，他是被强迫进入这一系统的，并被排除了任何真正的戏剧性，同时也因此是悲剧式的，是真相实现过程中的参与者。”
主体完全地从a-a’轴之中解放出自己，并在大彼者中全面地认识到自己；主体将同其符号性认识相伴，而不再跟从自我和想象的盲目性；意志立刻被根本性地去主体化，而且在符号性机器的功效中、在无主体的结构中被还原为一个契机。
第三阶段，当然不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某种“合题”，也不是言说之现象学视角和语言之结构主义视角的联合，这一点务必要理解；前两个阶段本身已经是补充性的了，是同一理论大厦的两个版本。第三阶段必须同这幢共同大厦（这种“被意义和自足性结构所填满”的言说之补充性关系）裂变，通过设置一个被划杠的大彼者，一个未完成的、“非全部的”挂接于“空位”之处的大彼者，一个在其内部携带着外显性的、不可符号化内核的大彼者。只有从被划杠的大彼者（A）出发人们才能理解能指的主体（$）：如果大彼者没有裂隙，或它是一个完整编排的话，那么主体同结构之关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总体性异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剩余的服从；但是，大彼者中的欠缺意味着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剩余，一个非—可整合的残余，客体小a；主体唯有把自己设置为这种剩余性的相关物时，它才能避免总体性异化：$◇a。在此意义上，人们能够把握一个与自我、与想象性误认之处相区别的主体：一个没有迷失于结构联合的“无主体过程”中的主体。
人们也可从欲望问题出发来解决这个危机：被划杠的大彼者意味着大彼者不仅是一个匿名的机器，是一种结构联合的自动性，而更是一个正在欲望着的大彼者，一个欠缺欲望客体—成因的大彼者，一个想从主体那里得到某物的大彼者（che vuoi？）。就大彼者内部所持存的问题而言——它不是面向神秘大彼者的主体之问，而是大彼者本身之中问题的浮现，人们也许想说的是“外—存在（ex-sist）”的能指主体。
乍看之下，拉康对黑格尔的参考基本上都被限制在第一阶段中，这些参考包括作为历史化的符号化，内在于符号宇宙的整合等。在这一阶段之后，拉康对黑格尔文本的解读则通过科契夫和伊波利特来“中介”，（此时）主导性话题则是位于主体间承认的中介之中的那些挣扎和最终和解，即语言。实际上，符号性认识的达成，症状的消除，每一个创伤性内核都得以整合进符号宇宙，这种最终的和理想的时刻发生于主体终于得以从想象性浑浊中解放出来之时，发生于它（主体）的历史空白通过“实言”被填充之时，发生于“主体”和“实体”之间的张力通过言说而被最终解决之时——此时此景的言说发生于“主体已能承担起他的欲望”之中，等等。难道人们就不可能去承认一种充实完满的状态，即黑格尔“绝对知识”的精神分析版：一个未被划杠的、没有症状的、没有缺陷的、没有创伤性内核的大彼者？
因此，伴随着对被划杠大彼者的引入，行将出现的是，对黑格尔的任何公开参考几乎都已退居幕后：被划杠的大彼者已明确地意味着绝对知识之建构的不可能，意味着符号性（完全）实现之建构的不可能，因为存在着一个空位，存在着一个伴随着符号化运动的欠缺的能指；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在另一层面上存在着某个废物，只要意义一显现，它必然出来捣乱。因此，拉康第三阶段的概念化领域是各方面都在抵抗“符号化认识”达成的大彼者领域；大彼者被“实在性—不可能性”的假定内核给倒空了，这个内核的惰性阻碍了辩证化过程，阻碍了在符号中并通过符号所进行的“扬弃”行为——简言之，这正是一个绝佳的反黑格尔主义的大彼者。
三、解体
在过早地被拉康反黑格尔主义魅影征服前，有必要去发掘并分析拉康教义的三个逻辑阶段。可以借助一些决定性要素来完成此项工作。比如，可以阐述每一个阶段所对应着的分析终端的某个特定概念：①符号性认识，即症状历史化的达成；②符号性阉割（“原初压抑”）的体验，它作为一种维度，为主体铺就了通往其位于大彼者层面的欲望之路；③对幻象的穿越，即塞在大彼者空位（欠缺）中怆然遗失的客体。虽说如此，这个决定性要素的更好选项却是“死亡驱力”：原因很简单，“死亡驱力”和符号秩序之间的链接，——其他的则在拉康理论中保持了不变——在每个阶段中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被阐释的：（1）、在“黑格尔现象学”阶段，它扮演着黑格尔命题——“词就是对物的谋杀”——的变异版：词、符号并非只是对物的反思、替代或表述；它就是物本身，即是说，物在其存在于词形式中的概念内被取消了、被抑制—内化了：
请记住黑格尔有关概念的论述——概念是物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概念并非物之所是，原因很简单——概念总在物所不是之处，在那里它替换了物……那么关于物，能存在于那里的又是什么？既非其形式，也非其现实；因为，在事件的实情中，所有位子都被采纳了。黑格尔极其严谨地提出——概念是使物得以在那的东西，然而，自始至终，概念不是物。
这种差异之中的同一，刻画了对物的概念的关系，即使某物成为某物的东西以及被符号化了的事实……
因此，在其符号化的意义上，“死亡驱力”代表了物在直观、有形的现实中湮灭：物更多地——相较于其在直观现实中——在其符号中得以呈现。物的一致性，那种使某物成为某物的性状，在对物本身的现实关系中是被去中心化了的：为了达到其概念上的一致性，通过穿历其符号，物必须在其现实中“死去”。
（2）、在接下来的“结构主义”阶段中，在“死亡驱力”按照其自身的、超越了主体想象性经历的法的范围内，它被等同于符号秩序；即是说“超越快乐原则”这种机制，通过其自动化的方式，突破、搅扰主体的平衡和想象性稳态。符号秩序：
“不是自我得以铭刻于其中的、伴之所有驱力的力比多秩序。它趋向于超越快乐原则，超越生活的界限，这就是将其等同于死亡冲动的原因……通过力比多秩序，符号秩序被拒绝了，它包括了整个想象性领域，包括了自我的结构。而死亡冲动则仅仅是符号秩序的面具……”
（3）、在第三阶段中，拉康强调了作为“不可能的/非—可符号化之内核”的实在界，（这里）“死亡驱力”变成了（追随萨德）采取‘第二次死亡’之形式的名字：符号性死亡；能指网络的湮灭；通过现实被历史化，主体得以被铭写于其中的文本的湮灭——在精神体验中，这显现为“世界的终结”，符号宇宙的崩塌和黄昏。用另一种方式讲，“死亡驱力”指代的是由符号化/历史化的过程所揭露、所暗示的与历史无关的可能性：彻底抹除这一过程的可能性。
最好的指代这种湮灭行为的弗洛伊德式概念是“解体（das Ungeschehenmachen）”，“期间，一个行动被下一个行动所注销，以至于看起来什么行动也未发生”，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回溯性取消。同时，人们在黑格尔那里也找到了这一术语，这绝不仅是巧合，黑格尔把“das Ungeschehenmachen”界定为精神的最高力量。这种取消过去的力量只有在符号界水平上才是可理解的：在直观的生活及其循环中，过去就只是过去而且它本身是不容置疑的；但人们一旦处于作为文本的历史层面上，在符号踪迹的网络中，人们就能够倒转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擦除过去。由此我们就能够将“Ungeschehenmachen”——否定性的最高证明——理解为“死亡驱力”的黑格尔版本：在黑格尔大厦中，它不是偶然性或边缘性要素，而是标出了辩证过程的关键环节，即所谓“否定之否定”的时刻，即“反题”进入“合题”之颠倒的时刻：对于合题之恰当“和解”不是更高层面上超越或悬置（无论其是否是“辩证的”）的劈离（断裂），而是回溯性翻转，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劈离（断裂）——“合题”回溯性地废除了这个劈离。这也是务必应被理解的黑格尔百科全书中令人迷惑但至关重要的段落：
“因此，无限目的之达到存在于扬弃它还未能被达到的幻觉中。”
我们不是通过获得它而达到终点的，而是通过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它而达到终点的，即使它的实现方式还隐藏在观点之后。在前进中，我们尚未达到那里，但是转瞬间，我们已一向在那里了——没有对我们转变的确切时刻的探查，‘太快’突然间变成了‘太迟’。整个事件因此具有一种（被）错失的遭遇的结构：一路走来，我们尚未获得的真相，（但）它却像幽灵一样推着我们向前，并允诺在道路的尽头等待着我们；但是转瞬间，我们发现自己（一向）已处在真相之中。这种溜走了的、在‘恰当时刻’被错失了的经历将自己揭示为“不可能”的悖论性剩余，这当然就是客体小a：即推动我们向着真理而前进的纯粹伪装，直到当它突然地出现在我们身后，而这时我们已经抵达了它的前面（未来）；它是一个没有“正确时间”的荒诞性存在，它只能在“太快”和“太迟”的间隙中持存。
译后引：
精神的生命不是表现为害怕死亡，与荒芜保持绝对的距离，而是表现为承受死亡，并在死亡中保存自身。只有当精神在一种相当绝对的支离破碎状态下重新找到自己，他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作为这样一种肯定的事物，并没有逃避否定的事物……同样，当虚假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它也不再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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